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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黑:《梅兰芳祖籍考》之考
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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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沙黑     自梅兰芳1956年3月亲率妻儿赴至江苏泰州“认祖归宗”之后,梅兰芳祖籍哪里的问题,本来较长时间里也可算是“尘埃落定”。近年来,关于这一问题,“尘嚣甚上”起来。其中,有说梅兰芳祖籍苏州的,有说梅兰芳是安徽人的,有折中而笼统说梅兰芳江苏籍的,而梅兰芳自己的认可(祖籍泰州)则似乎并不重要以至可以推翻了。     一     亿万先生艺术研究院的吴开英先生于2015年2月由亿万先生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梅兰芳祖籍考》一书,洋洋二百页,就其中有关文字而言,主要是说有一个叫梅鸿浩的是梅兰芳的曾祖。吴先生的这本书开篇赫然一幅面貌仿佛梅巧玲的清朝官员绘像,标明“历史文献记载的梅兰芳曾祖父梅鸿浩”,云其“卒年及葬地不详”,又说“梅巧玲生于吴县,证明梅鸿浩当年应试系以吴县籍参加县试”,而“据此分析,梅家迁居吴县最迟不晚于梅鸿浩父辈。但梅家自何处迁入吴县,详情待考”。这么一段文字,十分自绕,其用“梅巧玲生于吴县”为前提,来说明这位鸿浩先生的籍贯,而梅巧玲怎么就是生于吴县的、怎么就是梅鸿浩的儿子的,却还没说,所以,本来需要用梅鸿浩是苏州吴县人并且亲生梅巧玲,来证梅巧玲是苏州人,却反而用“梅巧玲生于吴县”,来“证明”吴鸿浩的“吴县籍”,又说“梅家自何处迁于吴县,详情待考”。读来真是有点有点不明白,且这幅绘像来自何处亦未有说明。     吴先生不愧专业人士,于此书公布了不少图片等资料,皆是一般较难见到的,说明着搜寻资料之广博、持久与辛劳,这是令人佩服的。书中意味深长的是,在第50页,公布了当时“80高龄”的梅葆玖先生亲自整理的《梅兰芳家族族世系简表》,吴先生指出,“此表梅兰芳祖上只列至祖父梅巧玲,往上就没有再列了。”可见,这代表着梅葆玖先生最后的见解和态度。我们看到第150页,有吴开英与梅葆玖及范梅强在某名人“篆刻绘事展开幕式”的亲切合影(照片上见得出梅葆玖已经迟暮),可见,身在北京从事艺术研究工作的吴开英对于梅巧玲来自何方的独特研究和见解,当不会不曾对梅葆玖表述过,而梅葆玖先生留下的这张《世系简表》却说明其最终并未采信吴先生的见解,没有再向上延伸写到“梅鸿浩”。     二     吴先生搜集并公布了一般难得找到的有关材料上关于梅兰芳祖先的说法,我们相信这些材料本身以及吴先生对它们的摘录都真实无误,但我们阅读之后,觉得,这些仍不能确证吴先生所要证明的“梅巧玲生于吴县”以及“梅兰芳祖籍苏州”。我们依吴先生所举材料(即吴先生所说的“历史文献”)面世时间先后,排列如下:     1,《清内廷升平署档案》,只记梅巧玲“苏州府吴县籍”或“苏州府吴县人”。(见吴先生书54页)     2,1873年,《菊部群英》,记载梅巧玲为苏州人,并另称梅巧玲“原籍泰州”,这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梅巧玲籍贯有泰州之说最早的出处(见吴先生书53页)     3,约1891年,有《法婴秘笈》一书,“只讲梅巧玲为苏州人”(见吴先生书45页)     4,民国二十一年(1933)出版的周明泰《道咸以来园系年小录》载,“梅巧玲……原籍江苏苏州府吴县,寄籍扬州府泰州,生于苏州。父名鸿浩,字白坡,曾为官,故后家道中落,巧玲10岁随母曹氏由泰州入京……”(见吴先生书60页)     5,1934年,潘光旦著《亿万先生伶人血缘之研究》,吴先生的引用是:其一,列出一表,以梅鸿浩与妻曹氏为始祖,下续梅巧玲与妻陈氏,至梅兰芳及其家眷等,一直旁及梅兰芳姊丈朱小芬等。其二,计算出伶人“阶级分布”:出身于商者34人,出身于仕官贵族者33人,出身于农者11人、出身工役者9人,出身医者5人、出身盗者1人,并列出票友金伴菊为亲王,程砚秋高祖为宰相,文瑞图父为兵部尚书,蓉丽娟祖为户部尚书,陈德霖祖为副都统,等等,列尚小云祖、梅巧玲父俱做过知县,言菊朋自己做过小官,等等。由此,吴开芳先生总结一句说,“梅巧玲父亲之职业列在知县一栏,可见梅鸿浩曾任过知县是毫无疑问的。”吴先生认为,“周明泰、潘光旦均系当时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学养深厚,学风严谨,其著述以客观、翔实著称,……故他们著作中的记述应是可靠、可信的。”(见吴先生书65至69页)     6,民国三十年(1942),《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梅兰芳于“壬午冬日”以小楷作序言,这幅书法作品被印刷展示于书。吴先生认为此书“主要是依据同治十二年(1873)印行的《菊部群英》”)所载梅巧玲:“原籍泰州,迁居苏州。家本士族,以贫入伶籍。”(见吴先生书40、45页)     7,“发现民国初期一位记者”穆辰公,其时“正值梅兰芳走红,他遂将其搜集和访问获得的关于梅巧玲、梅兰芳的资料和素材,写了一篇题为《梅兰芳》的长文,于1915年开始在《国华报》与《群强报》连载”,其中说,梅巧玲“原籍苏州,为避发匪乱(指太平天国起义)流落京师……”。穆辰公后来作《伶史》,又称梅巧玲“皖人也”,吴先生认为,“这可能就是当时和之后有一些著述称梅兰芳为安徽人的最早的出处”,而后来,1917年的穆辰公将梅兰芳祖籍“最终确定为苏州人”。吴先生指出,“此时梅兰芳在梨园界如日中天”。 (见吴先生书71至73页)     三     从以上吴先生辛勤搜寻所得材料可见,清内廷档案记梅巧玲只写为“苏州吴县人”,至1873年有《菊部群英》另增“原籍泰州”之说,这两条材料是清末的,只涉及梅巧玲,于梅巧玲的所谓“阶级分布”也未有论。这时,作为梅巧玲之孙的梅兰芳尚未出生。     给梅兰芳找出“曾祖梅鸿浩”的,见于1933年出版的《道咸以来园系年小录》。如果说1917年代的梅兰芳是“如日中天”,这时的梅兰芳完全可称“骄阳似火”了,人们热心为他“觅祖寻宗”,而且果然就给他找出了一位“曾祖”,并且其“阶级分布”或“血缘研究”给予确定在“仕官贵族”这个范围,2015年的吴先生仍带着这种余热在笔下说:“曾任过知县是毫无疑问的”(怎么就“毫无疑问”,吴先生其实并未提供出确实证据)。     那么我们再来复看一下首倡“曾祖”之说的1933年出版的《道咸以来园系年小录》是如何写的:     “原籍江苏苏州府吴县,寄籍扬州府泰州,生于苏州,父名鸿浩,字月坡,曾为宦,故后家道中落,巧玲10岁随母曹氏由泰州入京……”。     我们认为,其一,这样一段首次为梅巧玲寻找出生父来,并且公布于世的文字,却没有交代这样写的依据,这不能不是一个大疑问。其二,清廷的文件只写“苏州府吴县”,没有“江苏苏州府吴县”这样貌似“工整”而实为画蛇添足的写法(难道江苏之外还有一个“苏州府”?)于是,接下去又“工整”写下“扬州府泰州”,这种“工整”化,却反见出一种幼稚与做作。这段文字,将清末两种说法(清廷文件与《菊部群英》)揉合一起,于是,确定为苏州人,而将“原籍”泰州,改为“寄籍”泰州。为何寄籍呢,于是又出一个“曹氏”来,这是以前“历史文献”所没有的内容,可谓横空出世,且含糊说“曹氏由泰州入京”(即使不是泰州人也是可以取道经由泰州入京的)。由这两点疑问可见,不能排除《道咸以来园系年小录》中的这段文字带着诡秘的和杜撰的性质。     1933年有了《道咸以来园系年小录》这样的著作问世,1934年又有潘光旦著《亿万先生伶人血缘之研究》问世,真是“自然而然、珠联璧合”,其以梅鸿浩与曹氏列为梅兰芳之曾祖,依吴先生所提供材料,只能是依据了去年问世的《道咸以来园系年小录》,潘先生并且以“阶级分布”作了“血缘”的分析,当时的“四大名旦”,其“阶级、血缘”,潘先生都给找出来了,祖上大小不等都是“仕官贵族”,依职官大小而以一位出身亲王的票友领衔榜首。这样,梅巧玲的出身的情况就不至于含糊不清,梅兰芳所来的“阶级、血缘”也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着落,不至于仅仅停留在梅巧玲的伶人身份上,却原来,有一位知县大人是他们的曾祖。这真是太好了。     时至1942年,又有《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问世,写梅巧玲“原籍泰州,迁居苏州。家本士族,以贫入伶籍。”吴先生正确指出,“原籍泰州”是依据了1873年的《菊部群英》,但吴先生没指出“家本士族”的依据所在,依吴先生提供的已有材料,只能是依据了1933年周明泰《道咸以来园系年小录》(此著破天荒给梅巧玲寻找到了一位做过知县的父亲“梅鸿浩”,以及“由泰州”带他入京的母亲“曹氏”)。这一《传略》的“以贫”二字,也只能是来源于周明泰《道咸以来园系年小录》,那上面说,梅鸿浩“故后家道中落”,也就是这位知县去世后家里就渐渐贫穷。可见,到了1942年,这方面的话语是越说越“圆”了。     至于民国初期的那位记者穆辰公,并未提供出新的材料和依据,只是在上述材料基础上作些宣传罢了。作为记者,他热心此事,正如吴先生指出的,当时“正值梅兰芳走红”。     四     接下来,吴先生认为梅兰芳本人对于“祖籍”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他说,“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第二章第二节以‘祖母的回忆’为题,比较详细记述了他14岁时听时已68岁的祖母陈氏讲‘梅家旧事’……”(按,今查1961年版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只言“童年”时祖母对他讲家史,没说当时祖孙二人的岁数)。     祖母对梅兰芳说,“你曾祖在泰州城里,开了一个小铺子,仿佛是卖木头雕的各种人物和佛像的。他有三个儿子,你祖父是老大,八岁就给江家做义子。江老头子住在苏州,没有儿子……从他(按:梅巧玲)满师出来自立门户以后,马上就派人去到家乡,接你曾祖北来同住。谁知他离家太久了。家也不晓得搬到哪里去了……”。     吴先生颇为苛刻指出,“陈氏回忆中涉及梅家祖上情况诸如梅巧玲生父的名字、家庭背景、梅巧玲生母的姓氏、名字和籍贯均只字未提……总之陈氏对这些是一点都不知晓,所以这些事她也就无法告诉梅兰芳……”(见吴先生书78页)。其实,问一问如今活着的年岁或大或小的很多普通人,对自家祖上详情不知道或不能完整知道的,当也不在少数,何以吴先生要这样以“学术姿态”苛责那时只称“陈氏”而不知其名或根本无有大名的梅兰芳祖母?即使梅兰芳本人,也未说出他的祖母大名叫什么,所以至今未见有这方面的记载。     吴先生说,“梅兰芳最早在其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对祖父梅巧玲身世的介绍是由他自己讲述的,此与后来成书有所不同,……是这样讲的:‘先祖生于道光二十二年,巧玲是他的艺名,……原籍泰州,迁居苏州。上辈都是务农,半耕半读,家境贫寒……’……在后来成书时因为这段文字与所增加的祖母回忆一段内容重复而将其删去……”(见吴先生书83页)     查《梅兰芳年谱》(王长发、刘华著),1950年10月16日,《舞台生活四十年》开始在上海《文汇报》连载。由此可见,梅兰芳对于祖籍最早或较早、并且在报纸上公布的对“祖籍”的定位与认可,是在1950年至1951年期间认可于上海《文汇报》,即吴先生引用出来的“原籍泰州,迁居苏州,上辈都是务农……”。     吴先生分析说,“梅巧玲之所以给陈氏(按:吴先生在此自己也没能考证出这“陈氏”的正式大名来啊)讲他是泰州人,究其原因,当是他母亲接他到泰州至离泰赴京前短暂生活的那段时间,正是他记事的年龄,但由于他年尚幼,其时他母亲未给他讲梅家籍贯和祖上情况,而又因为他母亲将他送到京城后又很快离开了他……”。这段文字,我们充其量只能视为吴先生在认同《道咸以来园系年小录》(1933年出版)说法基础上的一种想象性质的发挥,而不能视为科学论断,从而以此来改变梅兰芳自己的说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梅葆玖先生亲自整理出的《梅兰芳家族世系简表》(吴先生书50页)仍是旁人不能随便给加上一个“梅鸿浩夫妇”的。而吴先生所说“在所见的民国史料里,对梅兰芳之曾祖父和曾祖母已有非常明确的记载:曾祖父梅鸿浩,曾祖母曹氏。而且这一记载至1956年3月6日以前并无任何异议”(吴先生书94页),这说法不免武断,因为:怎么就“非常明确”了?怎么就“1956年3月6日以前并无任何异议”了?不是明明梅兰芳先生在1950年10月起在上海《文汇报》开始连载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就没有采信民国史料这些所谓“非常明确”的说法吗?我们不知道吴先生用的是怎样的高明的逻辑条理。     五     顺理成章,吴先生下面就要说到梅兰芳先生1956年亲率妻儿到泰州“认祖归宗”这件事,有了吴先生自己以上的论述,对此事,吴先生当然是要说其不正确或不甚正确。     其中的关键是泰州农民梅秀冬先生整理出的“家族世系表”可信不可信?以及梅兰芳亲率妻儿到祖先坟前祭扫的“坟”是真还是假?     1,关于《家谱》问题该如何认识。自梅兰芳祖母对其亲述老家祖籍泰州,到民国年间有热心人忽然给他找出了一位做过知县的“苏州吴县曾祖父”以及“泰州曹氏曾祖母”,这问题在梅兰芳当已缠绕多年,他之所以在自己60岁时果断选择泰州为自己根本家乡,其一,有1873年的《菊部群英》记载梅巧玲“原籍泰州”(吴先生书53页),这一记载对以后诸说的影响很显著,从此没有人能从梅兰芳祖先问题上完全拿掉“泰州”二字,那忽然出现的“曾祖母曹氏”之说,现在只能理解为在祖籍问题上欲排斥“泰州”二字而不得的一种折衷的结果,而这“曹氏”之说,与“梅鸿浩”之说一样,是没有依据,也是直至梅葆玖也没有认可的,梅葆玖之所以是这态度,当然是尊重了他的父亲梅兰芳的选择,事实上吴先生此书也承认,所谓的梅鸿浩“卒年及葬地不详”,其“自何处迁入吴县,详情待考”(吴先生书11页),如此含糊不清,大约现在梅家后代也很难遽然认可“梅鸿浩是梅巧玲亲父,曹氏是梅巧玲亲母”的吧?何况是阅历非凡、智慧过人的梅兰芳、梅葆玖?     1956年代泰州从本地诸多梅氏人家筛选出梅秀冬,并研究出梅巧玲在家族世系中当排列何处,已属不易,也是尽可能取科学态度,因为,至该时,梅巧玲(1842-1882)已逝世74年,家本穷人,其离开泰州时8岁左右,这样的身份,当时能留下什么有关文字记载并能流传下来呢?当今热起来的“家谱”之说,对于多数普通人家,其实也仍是奢望,岂能指望泰州某梅家能为梅巧玲找出一份《家谱》来?像梅秀冬这样能提供出一份仍不能称为很丰富的《家族世系表》,已属不易,岂能苛求?至于这份《世系表》有与梅兰芳从祖母那里听来的不合之处,而不是严丝合缝地符合,不恰正说明泰州方面的老老实实和尽量寻找而结果只能如此吗?所以老老实实向梅兰芳作出报告,而不回避其中的“破绽”,然而梅先生面对明显“破绽”,却令人感动地加以“圆弯”而立即认可了,主动对其中的疑问予以宽容理解,十分令人感动,这是为什么?因为梅先生有他的立场与智慧呀,这个问题上,自1873年《菊部群英》问世以来,民国的“学界”也诸说不能统一,又怎么能苛求于枝节呢?而泰州果然有许多梅姓人家,果然有梅秀冬几代从事木雕活计,联想到祖母对他所说,也就“认亲心切”(吴先生书110页)地认了,这并不是梅先生粗疏草率,而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精准”,从实事求是角度看,有这样粗线条地存在着也就很可以了,何况1873年就有《菊部群英》之说,何况祖母亲口讲述过,何况泰州人确实早在多年前就一直与他有所联系(详述见后),也何况即使1933年以后横空出世且十分可疑的“曾祖母曹氏”之说,不也说明他与泰州的“半个”血缘关系吗?他还有什么可以犹豫与否定的呢?     2,关于“祖坟”问题该如何认识。梅兰芳亲率妻儿在梅秀冬家祖坟祭扫(照片见吴先生书119页),那坟,以及那左右的几个坟,是真是假?这其实当时就是一个无须过于置疑的问题,更谈不上有“亲历者”现在揭露的“惊天的秘密”(吴先生书124页)。可以合理地估计的是,梅先生当时也是抱着“实事求是、大而化之”的智慧而“祭神如神在”恭行祭扫仪式的。即使远离这一事情中心的一般群众,岂不估计到这些所谓梅氏祖坟一定是临时弄起来的?试想,经过七十年以上,且梅秀冬家又无什么显赫,更谈不上足够显赫,那里能在城郊的一片土地上如此长久保留其祖坟,并且确定是梅巧玲父亲以至祖父的坟?但为了必须的仪式,这祖坟是必须造出来的,必须造出来也是有其根据的,根据就是梅秀冬世代居住在这里,从前在这里是有过祖坟的,仅因为土地关系及其形态经过多年演变,而祖坟不可能保存,现在有此需要,而“祭神如神在”,就地举行一个仪式,并不属弄虚作假。问题在现实中只能这样认识,即使在当时其实也就是这样认识的,多年以后更应当这样认识,可以说是当地人民心知肚明的事,也是人民的智慧,并不以此认为梅兰芳“上当受骗”,而只是深为感动而已。这也是后来那“祖坟”并未受到认真尊重而总是显得荒芜的原因,但又总是保留着或大体保留着,这保留与大体保留,所说明的仍是泰州人民认可梅先生是“泰州人”、认可梅先生的祖先生于泰州、葬于泰州,梅兰芳家的祖坟与别的普通人家的祖坟一样是很难上百年依然存在的,而比“坟”的问题更实际的是在本地风光最好的地方建立了“梅兰芳公园”和“梅兰芳纪念馆”,并且多年以来一直隆重“纪梅”。生活的真理有时就是这样很辩证灵活地去伪存真的吧?所以,在以上两个即使有含糊之处而不能尽如人意却为人所能理解的问题上,根本不应苛求,再多说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吴先生自己所说,那位“梅鸿浩”知县大人也“卒年及葬地不详”呢!     六     关于梅兰芳先生的祖籍,一般所称的“梅兰芳的文学侍从、贴身编剧”,跟随身边二十多年的齐如山,在《梨园影事》中写道:梅兰芳,祖籍江苏泰州。     依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记录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梅兰芳的祖籍是他的祖母告诉他的,时间是在他的“童年时代”。     毫无疑问,以上二条,是关于梅兰芳祖籍泰州最无可置疑的根据。因为,1,关于祖籍在哪里,是梅兰芳的祖母亲口对梅兰芳交代的,2,齐如山、许姬传二人,都是梅兰芳的亦友亦从,一个主要担任编剧,一个主要担任秘书,二人皆与梅兰芳朝夕相处,是梅兰芳戏剧事业中最重要的助手,这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而是多少年如一日,所以,他们二人关于梅兰芳祖籍所述,也就相当重要,应可作为最可靠的佐证来引用。     齐如山后来去了台湾,于一九六二年逝世于台湾,他所写下关于梅兰芳祖籍的话,也就不出此时限,其说自有其价值。     许姬传记录写作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在五十年代初,该书的出版在一九六一年。可见,从开笔记录梅兰芳口述,到印成书,有十年之久,口述者与记录书写者之间,不知有过多少次的交流。在这十年之内,关于梅兰芳祖籍泰州,不管别人有何说法,梅兰芳终究写定的就是梅兰芳祖母亲口对梅兰芳的那句交代,要说“学术价值”,这也是不可或移的。     许姬传先生逝世于一九九0年,他作的《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作为自序的《前言》作于一九八三年,时年八十三岁,此书出版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他有幸见到了这本书的出版。其第274页《长安演出记》写梅兰芳于建国初应中央之邀,从上海赴京开会,“梅先生离开北京十几年了,二十岁左右的人,根本没有看过他的戏……”,写梅兰芳如何在北京长安戏院演出给北京人看,按理这是此章的主要内容,但许先生却插写了一句说:“梅先生也觉得离开这出生的第二故乡,日子甚久,应该要与观众多见几面……”(按:梅兰芳出生于北京,此处却称北京为“第二故乡”,这是意味深长的。那第一故乡就是特地交代出来的“原籍泰州”。而且,又说到梅家安在北京已有一百年。综合起来,依一般世人之见,如果定居某地已达百年之久,也就不言而喻视自己为某地人了,所以,许姬传在这里的一笔,也就显得有点不同寻常。大约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北京人,心中不言而喻都知道梅兰芳就是咱们北京人,而许姬传偏要这么交代一笔,把北京定位为梅先生的“第二故乡”,这就有特地交代之意。本来,梅兰芳从北京移居上海以避日寇,而今新亿万先生建立,他应邀从上海赴京开会,为满足北京人对他的艺术的渴望,决定要为北京人多演几场,哪里用得着特地说明北京是梅兰芳的第几故乡?而偏偏又说是“第二故乡”,谁不知梅家自梅巧玲以来,声名遐迩于北京,现在蓦然说成是“第二故乡”,岂不有点令人惊讶?而晚年的许先生却要这样写,可以认为,这是继《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之后,特地对梅兰芳祖籍再次作一交代。又,许姬传于1987年为王长友刘华二人所编《梅兰芳年谱》题诗:“吴陵自昔多才隽,梅家艺术早驰名。东游西渡留鸿爪,大事编年记历程。”在这首诗中也再次认定了梅兰芳祖籍(按:吴陵是泰州古称之一)。他为泰州“梅园”撰写的一副楹联是:“环宇蜚声缀玉音容昭艺苑,海陵锺秀流金祠馆亙千秋”,这是他八十三岁时所撰,也可称绝笔了。     说到齐如山,借用潘光旦1934年的语言,在“血缘、阶级分布”上是较高的,家里不让他与“戏子”交往,可他终于把一生事业都交给了梅兰芳。而对于许姬传,我们只要说一下他的外祖父,就可以了:徐致靖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曾给光绪皇帝上《保荐人才折》,推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徐致靖与梅巧玲是朋友,合作过《小宴》,梅唱杨贵妃,徐唱唐明皇。许姬传的舅舅说,康有为“天天到我家来商量变法的事”,还爱听徐致靖唱《长生殿》的《酒楼》一折。徐致靖“早年唱正旦,中年唱官生,晚年唱老生、老外”。这样一位外祖父,也是我们认识和判断许姬传其人的一个依据吧。     曾任亿万先生政协副主席,写过天下颂读的《某公三哭》,亿万先生佛教协会会长,大学者赵朴初先生,曾于1993年元宵节访问泰州,感赋一阕《踏莎行》:“州建南唐,文昌北宋,名城名宦交相重。月华如练旧亭台,情词范晏人争诵。   朗润明珠,翩仙彩风,梅郎合受千秋供。重光殿宇古招提,放翁大笔今堪用。”该词以优美老到的文词赞颂古城泰州,以“朗润明珠,翩仙彩风,梅郎合受千秋供”赞美了梅兰芳,说明着赵朴初先生认可梅兰芳是泰州人,并且也是肯定和赞美了梅兰芳来泰州的“认祖归宗”。     对于许姬传、齐如山、赵朴初这三人,大约更可如吴先生评论周明泰潘光旦的话来说:“均系当时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学养深厚,学风严谨,其著述以客观、翔实著称,……故他们著作中的记述应是可靠、可信的。”(吴先生书70页)     泰州的老乡们一直关注着梅家。大约,从梅巧玲成就大名,也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这种关注,而随着梅兰芳又成就大名,这种关注就更为持续扩大和深入了。据泰州的文史资料说,在1931年的时候,泰州老乡亦主动与梅兰芳有过联系。那是夏秋之交,泰州遭受水灾,梅兰芳正在南京演出,旅居南京的泰州同乡会推选凌文渊等人去见梅兰芳,邀请回乡赈灾义演。梅兰芳因与上海订有演出合同而不能分身,于是当即签出一张为数不菲的三千银元支票,说,请二位代向同乡会陈情,一时尚不能回乡,请予谅解,为表心意,略作资助,稍济故乡亲人。     我们不免要注意到,这条记载里并未说明梅兰芳当时是怎样就认同了自己是泰州人的?也没有说明前去的凌文渊等人有没有向梅兰芳说明你如何如何就是我们泰州某某梅氏家族的后裔,总之有点语焉不详。然而,这样岂不正反映着彼时的自然而然不言而喻?显然,祖母之言已经在梅兰芳心中生根发芽,所以泰州同乡会派出二人前来找他,他无须疑问自己面对的是否真是“同乡”,也就作出了自己的表示。     吴先生在其书58页写道,有的作者将“原籍”篡改为“泰州人”,如:光绪五年印行的《怀芳记》记述梅巧玲就谓之“泰州人”。1929年所编的《泰州县志稿》……还杜撰了“梅巧玲于光绪初曾微服回里祭扫”等内容。既然曾有1873年的《菊部群英》记载梅巧玲“原籍泰州”(吴先生书53页),为何就不能通俗地说梅巧玲是“泰州人”呢?正如梅兰芳曾在某种友情场合说“我是苏州人”一样(吴先生书9页,王染野亲笔作证此语)。至于说《泰州县志考》那句“杜撰”,倒恰与梅兰芳祖母曾在他8岁左右对他说其祖父“满师出来自立门户以后,马上就派人去到家乡……”有点暗合,只是有亲自回里与派人前往之别,而梅兰芳祖母曾有那番话,是直至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1961年)才公布于世的,1929年撰写《泰州县志稿》的人哪能预知?从可能性上说,此一情况恰恰可能在泰州流传久矣,反倒是不能帮助吴先生的冷嘲的。     当梅兰芳南迁上海并在上海演出《抗金兵》之际,泰州的诗人作出了一首《海陵竹枝词》:“吴陵好,绝技柳梅双。檀板难消南渡恨,歌衫未卸北平装。一例管兴亡。”(注:吴陵,泰州旧称,柳指评话宗师柳敬亭,泰州人,明末参与抗清斗争,孔尚任将他的忠义形象写在《桃花扇》中。梅兰芳与柳敬亭一样艺高天下,并且在相似的命运关头同样表现出坚贞民族气节,泰州诗人遂“柳梅”并称加以赞颂。)当时泰州诗人有此热情,怕也不是偶然的和竟然挖空心思借题硬拉梅兰芳为“泰州人”的吧?     在吴先生书114页,公布了一位萧良骏先生给他的信,那信上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历史时期,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人人自危,个人做一些违心之举是当时社会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知道了这个背景,不难懂得了梅先生为什么竟然置常理于不顾(按:指梅兰芳在泰州认祖归宗时遇到了泰州所提供材料与坟地方面的情况不能很周全或说是存在“破绽”),选择官宦之贵的梅鸿浩,还是选择工匠之贱的梅天才(梅秀冬提供出的梅巧玲之父名),有着丰富社会阅历的梅先生在当时政治气候条件下当然知道个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将错就错、顺水推舟,大智若愚,此之谓也。”看来,吴先生很欣赏这种说法,并“征得本人同意,特摘录在此”,殊不知,这样去认识和理解梅先生是对的吗?梅先生先生人格如此不堪以及他在新亿万先生的政治地位与人格地位如此不能自保吗?况且说1956年之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人人自危”也是过甚之词、概念之见。不过,萧先生提出的“贵、贱”二字却是很有意思的,1933年以来热心人士给梅兰芳找出了一位做过知县的“曾祖父”,将“原籍泰州”改为“寄籍”、解释为“曾祖母”是泰州人,最终不是恰好将“如日中天”的梅兰芳的“血缘、阶级分布”列入了“仕官贵族”吗?这正是1933年之际,梅兰芳的“血缘”问题热闹起来的实质所在。     有记载说,于梅兰芳来泰州之后二年,泰州的梅秀冬老人曾到北京回访梅兰芳,梅兰芳与之合影,并亲笔题词:“秀冬大哥于一九五八年八月来首都下榻我寓,盘桓月余,共谈家事,至为欣慰,摄影留念。时秀冬兄整七十,而我则六十五也。梅兰芳记于北京护国寺街。”(见于《泰州梅兰芳文化活动30年资料选编》)这片深情,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吧。     最后,我们以梅葆玖亲笔写下文章《五十年前随父亲返故乡演出》来作这篇与吴开芳先生商榷之文的结束,梅葆玖写道:“我们小时候,父亲就曾和我们提到老祖,说我们的老祖是泰州的一个木雕艺人,在城里开了一个木雕作坊,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生计,我曾祖梅巧玲是家中老大,八岁时就因生活困难被卖于一位江家人了,后来江家家变,又将我曾祖父卖到戏班子里了。曾祖父因自己的身世,很具同情心,在戏班子里是出了名的,伶人历史上有记载。……我从北京秦氏姑佬(我父亲的姑妈)闲谈之中又听到一些关于泰州故乡的旧事。我的印象是很苦、很苦,但对我来说又是如此的遥远。……1958年8月,梅秀冬大爷70大寿,父母亲将大爷接到北京,给他做寿,住了一个多月,畅叙亲情。……过了三年,父亲就过世了。母亲仍不时叮嘱我和大姐葆玥有机会再去老家看看,……一直到1982年节9月,我们才有机会随团到泰州演出,我们到东郊梅氏祖茔献了花圈,又到梅秀冬旧宅看望了健在的九十高龄的老太太,遗憾的是梅秀冬大爷已在1973年去世了。……1956年3月14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那是父亲唯一回故乡演出的最后一天,当父亲知道前几天的演出,不少乡亲由于买不到票,只能顶着料峭的春寒,站在大街上听高音喇叭实况转播的动人情景,毅然要求我十四日白天再加演一场《玉堂春》,晚上他加演《霸王别姬》……”(载泰州市梅兰芳研究会《梅葆玖与泰州》)     (作者简介:泰州市梅兰芳研究会顾问、泰州市作家协会与海陵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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