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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
201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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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与其说是生产力,技术,市场的问题,不如说是制度与政治的问题。对此就如同凯恩斯曾经说到的那样:如果我们的贫穷源于饥馑,地震或者战争,如果我们缺乏物 资材料或者自然资源生产我们所需物品,那么除了埋头苦干,节衣缩食和发明创造外,我们是不能奢望还有其它法子来让我们到达繁荣之路。事实上,我们所处困境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或者 说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过剩,这真是让人尴尬莫名。对此如果我们借用亿万先生一个成语故事,那会更加清楚生动,这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二个和尚担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那么, 为何三个和尚没水喝?不是人越多越好吗?人多力量大吗?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得,都想自己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或者成本外化,那么结果还有谁会去辛勤劳动 呢?而这就是制度与政治的问题。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经分析到,人类社会有两种秩序,一种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因为人自出生就要有食物维持生存,为此就必须劳动,在劳动的基础上又有交换,而政府的 职责就是保障人民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秩序。但是,人类为了获得食物,维持生存除了劳动以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掠夺,就是不劳而获,比如古代主要靠军事征服,还有就是欺骗,偷窃,等 等。而且只要后者成本风险低于自己劳动的成本,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后者。所以,整个历史就是一部相互掠夺的历史,先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富人剥削穷人。然后又是多数人剥夺少数人 。国家不再是作为法律的保障者去保护人民,自由和财产,而是更多地成为集团的工具,国家或者说政府成为了一个大的虚构物,其中每个人都是想牺牲别人使自己活着。法律也不是为了保 护自己不受他人的掠夺,而是想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搞掠夺,法律变成了形形色色的贪婪之心的工具,而不是其约束者。似乎人类只有在经历了所有苦难之后,才会明白劳动才是财富之母。19 世纪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大社会,小政府,人类生产力在一百年中的发展超过了之前几个世纪的总和。所谓自由主义就是一种社会游戏规则,即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是每个人的 自由不能妨碍别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要制定规则,法律,所以每个人的自由必须是在规则与法律下的自由。而政府的职责就在于监督和维护规则与法律。由此结果将形成一个在 规则与法律保护下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同样,将这一原则扩展到国际社会,即国家无论大小都是自由的,但是每个国家的自由不能侵害别国,所以国家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的原则基础上,由此结果国际社会将是一个自由国家的自由联合体。当然迄今为此,国际社会还没有从自然状态进化到文明状态,因为国际社会还没有建立普遍的法制和原则,更关键的是 还没有建立一个可以监督与维护国家间规则与法制的国际政府或者机构。联合国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显然还远远不够。可以说这就是自人类社会从封建等级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类关于社 会组织原则的顶层设计,但是事实上这一设计一直没有被真正实行过。其原因有二,其一在于:有没有普遍的规则?规则是自生的还是人为制定的?法官只是会说话的法律,还是倒过来,法 律是会说话的法官?其二在于:政府如何监督与维护普遍法制的执行,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因为政府的任何偏向,无论是向右,还是向左,都是不公平的。偏左,自然就会有偏右,而偏 右又会导致偏左,结果陷入在左右之间像钟摆一样不断恶性循环。对此哈耶克曾经讲到:主张在经济事务中实行自由的经典论据,所依靠的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假定,即认为法制应当支配这个 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政策。我们除非以这一点为背景来理解何以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这样的人如此反对政府干预,否则,我们对他们的反对态度的实质就会无法理解。实际上 要理解自由主义的原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比一下竞技比赛。在竞技场上,有运动员,有观众,有裁判员。裁判员的职责在于监督与维护规则,保证比赛的公平,他的作用就相当于政府, 所以如果裁判员偏向任何一方,都是不公平的。而比赛规则是一种共识,它既是人为制定的,又是一种契约,没有这种共识,自然就不会有比赛。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经在观看一场足球比 赛时感叹到,如果国际秩序能够像一场足球比赛那样该有多好?     那么,以此标准,我们不难看出所谓19世纪西方是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将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错误。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整部人类历史实际上就 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先是奴隶主剥削压迫奴隶,封建贵族剥削压迫农民,然后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显然马克思认为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二回事,尽管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兴 起都是源于对教会,对君主特权的一种革命,但是自由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背叛,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特权,只不过是用一种特权代替了另一种特权而已。把 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无非是美化了资本主义,或者说玷污了自由主义。之后凯恩斯也反思到:“说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定互相一致,这一点并无根据,上天并不是这样来统治世界的。 说是两种利益实际上互相一致,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在下界并不是这样来管理社会的。”而法国历史学家布鲁代尔则比较婉转地说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场有作弊的竞争。布罗代 尔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不同,他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上层建筑,在这里,他的重点落在垄断上,资本主义正是以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从而造成交换的不平等的,所以资本主义 本质上是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所玩的并不是同一种游戏。如果参照游戏的数学理论,人们或许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中,所玩的是一种任何人都不占优势的、完全凭运气决定输赢的 、公平的游戏,而在资本主义中,游戏是不公平的,因为玩游戏的熟练程度在起作用。这样,只有极少数最熟练的玩家才有取胜的把握,而玩游戏的其他人则完全听天由命。     那么,19世纪末西方福利国家的产生与民主的发展是否是向自由主义的回归呢?是否是普遍的公正主宰了一切?事实上也不是。如果说过去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而现在所谓民主则 变成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剥夺。如果说过去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拥有特权,那么民主就意味群众的特权,他们要求获得劳动权,受教育权,受救济权。但是靠谁出钱出力呢?自然是靠国家与政 府。但是,国家与政府是没有钱的,所以只能靠增加税收,这就是取之于甲,赠之于乙的原则。如果说过去国家是取之于多数人,取之于穷人,赠之于少数人,赠之于富人,那么现在民主了 ,国家则是取之于少数人与富人,赠之于多数人与穷人。对此少数人与富人又有何可以抱怨的呢?因为他们之前也不是这样干的吗?他们不是曾经将希望寄托于国家身上,希望国家把一些特 权给予工厂,银行,希望国家减少监管,让他们放任自由吗?尽管人们很清楚不劳动者不得食,努力与满足是无法分割的,但是我们到处看到人总想不劳而获,总想对别人讲,你去工作,我 来享受劳动成果。特权就是意味着一个人享受,另一个人掏腰包。过去是少数人享有特权,现在民主了,就是意味多数人也应该享有特权。结果赋税更加沉重,不公正的现象更多,福利,工 资越来越高,最后少数人与富人不干了,因为利润太低,资本也会罢工,就如同工资太低,工人会罢工一样。于是,投资萎缩,经济发展停滞,工人失业,政府税收下降,高福利难以为继, 民主走到了尽头。哈耶克认为所谓民主的陷阱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既然政府是当选的多数人的代表所控制,所以再对政府权力进行其他任何监督便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殊不知不 受限制的民主与不受限制的专权相比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正是这种不受限制的民主或者说是民主的滥用,而不是民主,才是西方社会今天的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 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而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然 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西方现代社会体系的再一次转型,但是这次转型与其说是回归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回归资本主主义,回归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掠夺,可以说这是哈耶 克,米塞斯,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万万没有想到的。所谓私有化,无非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所谓对资本有利的,对国家与社会也是有利的,无非说明国家与法制和社会规 则又一次偏向于资本与少数人一边。事实上新自由主义革命,在经济增长方面远远没有实现此前三十多年凯恩斯革命所达到的高水平,反倒是引发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另 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2008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 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亿万先生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 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 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同样,早在2005年就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的大卫?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阶级项目”,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经历了二战后政治 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的双重压制之后,借助70年代的经济危机实施的一次强力反扑,是其阶级统治权力的恢复。虽然因为新自由主义及其实践模式的出现而派生出了一些 新的现象,但不仅没有改变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反而由于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加速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同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没有改变资本的目的就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一基本经济规律。     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 。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它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巴斯夏曾经说到:“在我看来,文明的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 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而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原则之后,回归到强调政府行动的必要性,总是意味着更大的进步。于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绝 对的原则,因为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啊,比喻,如果我们只用比喻,你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巴斯夏的预见如此新鲜,如同今天写的一样。那么,人 类如何才能走出这一怪圈呢?巴斯夏认为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回归法制,回归法制下的自由。否则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相互掠夺的历史,就是一部每个人对每个人战争的历史。那么,这可能 吗?抑或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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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联系邮箱:134902067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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