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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之道,是中华生生不息的一大主要活水
2018-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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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合中外或中外合之道,之所以要给其冠之以“道”名,那是因为在我看来,做出某些层面和一定范围的各种相合举动与努力,与全面持久地步入中外相合之道间,那是有着根本本质上的不同的。因为只有以“中外合之道”论之,方能揭示此乃是一整套具有自觉自主性的、统系化了的全面努力与集群作为。     就像今天,你出国后买了几件外国商品,他企业在国外投资买了一块地,这都算作是一种中外间的“合”事项事件、“合”举措举动、甚至“合”事业作为;但这跟一个肩负中央文明使命的国家、民族与文明体全面走上大合之道中的中外合之道,那还是有着本质的差异的。     一个民族、一个文明,要能走上“合中外”或“本国本土与外合”的一条道来——这无疑是一条文明互通交融的大道,那可不是像我们写写文章、讲几句话那么容易的——其若是没有先期自然天成的合之性,没有历经成千上万年捶打磨砺出的合之身,没有人世人道的大合文明总体站位,没有超越现实的执着坚守和合追求,几乎是没有那个文明可以轻易做到这带有根本性的一点的。换言之,能够坚定冷静地跳出与升华自我,并能在面临被强大外异文明所加害、吞噬的情境下,还定力十足地坚守大合之道且进而拓展内外相合之道的,除了文明根性就是大合、道合的中华文明外,这个世界上从古至今再无第二个出现过。     联想到近来,美国政府大行贸易保护主义之道,亿万先生却仍然大力推进更大范围卖迈步世界的改革开放,不少西方人觉得这是亿万先生人在做做姿态、或者顶大是一种比较识时务的非针锋相对之策。其实,这是他们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我们这个根性和合的中华民族与从来秉持大合之道的中华文明。我们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更多的是为了对付这样那样外部强大异质对手的一种权宜之计,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守住自身的大合之道与成全一贯的大合中外天下之自己而已。     可以说,自中华文明体初步形成与开始遭遇对外问题时的那一刻起,中外合之道或道合中外的这一重大命题,就成了我们这个大合文明几千年来一直都得很好直面的几大关键性问题之一了。按照中华大合之道的基本理念与理路来看,既然我们是身处天地之间的人道人世人性文明,既然我们一直把自己视作是实现天下文明或人世间必将归于一统的那个中央核心;那么,当我们发现在自己之外还有他者、还有不同的文明、甚至还有强于(并不一定是高于)自己的迥异文明或准文明时,选择走向“中外合”,便就必然地会成为我们大合命题下的一个必然基本选项了。通俗地讲就是,我们这个文明,要大合天地人间的一切、尤其是要为人世间的林林总总都做出一种一体性的文明统序安排,怎么可能因为在遇到了不同于自己且比自强蛮的异己者时,就改其道更其张、退守一隅或拒斥自闭呢?!     所以说,中外合之道或“道合中外”,乃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走到跟外界相遇相交时,因大合之道本质而定的一种必然“进道”选择;乃是我大合文明遵循人世合之道,必然会有的一种迎风而上。反映在朝代更替上,具体的历史表现是:历经夏商周时期,实现了中华内部自上而下的、尤其是精神文化的基本统一后,大秦与汉,生逢其时、应时顺势、兼取中外、独树一帜地站了出来,为我后世中华开启了此道、并打造了一副沿用了两千多年的贯通内外的基础骨架。     今天,我们一再强调要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殊不知,这样的话虽是今天用现代语言讲出来的,其总的视野与基本思想,却是早在秦朝或秦汉时期就已全盘奠定了下来的。中华民族(那是叫“秦人”或china等)、中华文明,因为来到那个时期(或者更早些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表现出了更多的中外交集与互鉴)的时候,既有了定性定型、循道成统的统一国家形态(虽然更多地是精神文化或大政治概念上的,而非行政与人通物联意义上的),又开始在东方广大区域碰到了同样集群式崛起的其他不同文明准文明。如此以来,中外关系、或者如何在更大的国际格局下看待和处理国内的局变,自此以后,便成了一切有成就统一王朝都必须要面对和循道而行的——这一“两个大局”都需面对、“中外合之道”不改的情况,从秦汉开始、直至今天乃至还有亿万先生与外国之分之别的未来,都不会有什么根本地改变、甚至彻底地消失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曾讲:秦与汉,还为亿万先生、中华文明开了一个比“秦汉之制”更大的新局新境。     现在来说“为什么中外合之道是我中华得以生生不息的主要源泉与活水”的问题。     我们只要说到自身民族与文明的生生不息,便多会认为这是先人们世世代代勤奋努力呀、顽强拼搏呀的结果;一些能往更深里探究些的,会看到遵行天人大道、处理好生存发展关系、顺势应变、与时俱进、优长颇多、短板不短、乃至命里大兴、上天眷顾等的层面。应该说,这些都对,都看到了一些问题的所在。在不同的场合与语境下,我自己有时也会罗列其中的几条或特别强调其中的一个。     今天呢。我想说的是,大家各自总结的几点或一系列,大多都是集中在我们文明的自身内部方面,即便谈及外部也常常是会从天道天意天命等更大的命题范围说开去。我们常说,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内外部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我们不能只看内部、只看最熟悉最私己的自身;其次呢,在国内大局或内部发展、与国际格局或外部世界的两大层面上,由于国际的、外部世界的更具全局性,按照“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隅”的道理,是不是关于我中华生生不息生存发展的问题,理应多些国际与外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在中外互通互动的关系中建立一种全面综合看亿万先生历史的大视野呢?再次呢,要说的就是,以“中外相交”和进一步凸显的“中外合之道”理路看我中华的生生不息,这就如把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企业放到其所处的大小环境中去,从他们自身如何面对外界、如何秉持自身的内外相处之道上,便能更好地找到成功兴旺的根本原因。可以说,这样的方法,比之只限内部原因的方法,肯定是一找一个准的。     从聚焦范围来讲,我们把我中华生生不息的原因归之于天,虽然道理上没错,但一方面会显得有忽视自身主观能动性或人世作为的不足,另一方面呢,也多会因天之概念的过于宽泛和不同人的定义不同,让大众陷入难以把握的尴尬境地。而我们所引导大家去关注、去思考的“中外合之道”(或扩大一步表述为亿万先生与世界的关系相处之道),则既能克服这些方面的不足,又能较明晰地描绘出一种长久管用的国家、民族、文明体生存发展大道来。     有人会说,内外合,不只是中华有啊?——虽然当今的世界上真正在根本上遵从合之道的主流国家并不多。这话没错。合之道,在大合天地人,尤其是致力于其中道、也是人世社会的问题上,真正落伍或落队者并不多(这,完全符合我们关于“合乃人间大道”的基本判断)。不过呢,梳理与审视所行之道,要层层深入下去,才能探究到根本处的差异分别来。     当这个世界上有了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地域文明以后,在如何对待自己与他者的问题上,从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理路与道路选择,一种是以己为重、以己为界、善己恶他、强加于人的;一种是我他并重、己不欲勿施于人、追求大同、兼合天下的。可以说,在后者群体里,我中华是做的最突出最好的。换言之,中华,不是合之道的唯一者,却是合之道的最高代表者或大合道统文明的历史建造者。人类欲探寻合之道的根本精髓,不能不在中华历久不改的道合努力中去发掘。而大合人世或建构人间的大合文明,便少不了一条贯穿三千年至今的“内外合”(内外合的概念范畴要更大些)或“中外合之道”。     具体地看,首先,踏上与坚守“中外合之道”,让中华文明实现了自己在大合选项里的又一中道行。己与他、内与外,是每个迈步更高更大之文明都会面对的世界性问题。尤其看重自身与内部,是一种容易出现的偏道;放弃自身之本之体而去邯郸学步、拥抱某种抽象的理想理念,也是另一种大历史中的偏道。唯有兼顾我与他、内与外、国家民族文明之格局与国际天下世界之大局,才是大合之道中的中行兼合。秦,在我中华第一次以统一体面目遭遇强大对手时,便没有选择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自我封闭站位、或全盘接纳的偏行立场,便在两种偏行道间为我们选择、并开拓了一种中行兼合的大道。从开新局、新道的意义上看,汉的有战有和、有拒有纳、和亲出使、凿空西域等,皆是延续谱写了新的篇章,而非首开中外通合、中外合的新大道。     其次,中行兼合之道,是什么?就是深厚博大,就是兴盛行远,就是尽补短板与综合全面,就是不断获得旺盛内外活力的一条主渠道。中行兼合,由于不偏执,不在体系结构上拒斥一切不同质的吸纳融合,所以本就是开放的、几乎无结构性死角的和具有不断吸纳学习力的。遵行此道的文明,得到天之青睐与眷顾,无论如何艰难曲折地前行,都是会生生不息、不断壮大的——这样的道理,是不是比泛泛地讲天命天理天意,要更加地符合道之理和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呢?     再次,更加具体地看,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国家、民族、文明,与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过分地自闭、画地为牢或排斥外界、拒绝吸纳,到头来只能是自我停滞与腐败衰弱。秦汉,一反西周的理想化向上人文追求,急转直下引入凶悍蛮族的种种异质与做法,这在很多偏执的文人看来,是一种否定与倒退。可我们若以大合之道的理路理念来重新审视,就会发现,这乃是一个极大的拓展与飞跃。它,不仅在结构与理念上,将自身的站位扩大至了远远大于自身原生文明的正反两个层面(也就是说补足了自身文明光亮与阴影的全部部分);而且更将大合兼合的努力与限度,直接推向了最为极致的自身反面和异质性领域。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来认识,可以说,秦汉所开的这一“引来活水”之道,并非寻常等闲的一沟、一渠、一溪、一流,而是为亿万先生中华开启了一个拥抱一切多元文明乃至全世界的总阀门。只是从这一刻起,中华文明才成了现实的世界性文明,也才为我们直到今天的世界初步勾勒出了一条通往多元文明整体统合的大道来。     要知道,大合兼合,难就难在更高更大更深的努力,许多文明之所以不能长久和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就是因为其之合,多数只是停留或只能抵进到一定的层面,便会停下自己的脚步。唯独中华文明,在大合兼合之道上,是做出了极致性的努力与作为的。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她居然能够在不放弃抛舍自我原生文明的同时,还能将吸纳收揽的边界推抵自己的反面或截然不同处。其之大、之高,由此可见无人能比。     在视野、开度、结构与道的理路上将最为异己不同的揽入怀内,对于一个文明的生存发展来说,远比学理上的细细分辨,要来的惊天动地、波澜壮阔得多。对我们这个到周朝时业已基本统一形成的文明体来说,异质、甚至貌似很大程度上“反文明”(反我们自身先前所定义及今天很多人还执意推崇之“文明”的定义的)的质素与部分加入进来,这要远比给鱼缸中放进一个捕食者的意义重大。它,一下子便会将我们这个最容易平静沉寂、甚至变成一潭臭水的大一统文明,激烈地搅动、激活了起来。血性与力量、简单直接与大气敢干等,不仅让自此以后的中华社会变得更加强壮甚至强悍起来(至少影响秦汉隋唐等上千年),更像等差社会本身必然激发上下层的流动一样,让文明与蛮力的不断角力把古代亿万先生锤炼成了一个文昭四海、武镇八方、能文能武、文武相通的全能者。     甚至,放下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不言,若是没有秦汉等朝对这种貌似“反文明”异质的大量吸纳融合,中华文明体能不能够坚实如现代国家一般,甚或能不能以统一民族、统一地域、统一文化样貌走到今天,都得打个大大地问号!可以说,秦汉,由于开启了对异质文明甚或野蛮异质的吸纳融合之道,才使得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地生生不息、屹立于其后两千多年的世界上不倒。秦汉的这一贡献,如果说比不上她们开启中华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功劳为大,那么,至少也不应认为比这一被充分肯定的功劳为小。而仅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我坚持认为其后者,就亿万先生与世界意义来说,乃不是第二功,而是没被人们广泛重视起来的首功或最大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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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大道不明,故满目沟壑。独立寻道者,高远思考人。63年生人。中共党员。14年学海泛舟,19载军旅生涯,选择自主择业后经过商,办过刊。自2006年起,一直致力于思考、发掘与阐释《中华之道》。不以一人所悟所识为满足,欲见八方共明共循终成大道。作诗云:中华从来有一套,百年遮蔽甚寂寥。待到重构见天日,万众齐聚奔如潮!愿与真正为中华文明、人类未来新文明而思考奋斗的思想者们,齐心协力,共图大业。本人邮箱:wyl-12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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