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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蒙古文化的地域性特点
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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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而游牧文明“13世纪蒙古民族达到了发展的高峰”。[1]蒙古族继承、发展和创新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并在新的历史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以积极包容的态度,在吸取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把这个文明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由于成吉思汗子孙三代的征战,创建了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统一了亚欧大陆,缔造了世界新的格局,“开创了一个独特文化的新时代,这个独特文化就是欧亚文化,亦即13世纪至14世纪蒙古帝国继承者的文化”。[2]这个独特文化除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外,还有显著的地域性特点。     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形成的,具有独具特色的、有独特价值的、应用性文化。蒙古文化所以有地域性特点,其原因在于:     首先,从自然条件上形成的原因。蒙古族生活的条件是蒙古高原。蒙古高原位于亚洲中部,这一带多山岭,有黄土丘陵、平原、沙漠,地形复杂。大部分地区属中温带干旱或半干旱区。气候恶劣,雨量少,蒸发量大,无霜期短,风大而频繁,土层瘠薄,植被脆弱。草是游牧业的基础性生产资料,而草只要有地和水,草无处不长,无处没有。因地形的居住条件不同,一个民族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地域性特点。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对文化的产生、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一方”人又创造和延续养“一方”人的文化,这个“一方”就是文化的地域性。     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从事的职业和生活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点。蒙古民族主要从事畜牧、狩猎业和农业。狩猎作为补充,而农业从属于畜牧业。后来历史的变迁过程中畜牧经历了原生态畜牧业(游牧),半牧半农和从属于农业的畜牧业。随着大量土地开耕,产生农牧矛盾,出现了各民族杂居地区。因此,重点研究文化的地理环境,对理解文化的传统、习俗、宗教、节庆、语言、行为等具有重大的关系。     其次,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历史是在特定的时间内产生的,其产生的时间不同,形成的历史朝代不同,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因而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思维方式也都不相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形式,形成了文化的时代性特点。同时又有了历史的传统性和延续性。一个地区的历史往往在变迁沿革中形成地域性特点,从而给这个地区的文化打上地域特点的烙印,成为解读该文化的钥匙,离开了该地区历史及其文化很难得到圆满地解释。     历史上蒙古高原居住着众多部落。这些部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语言、风俗、习惯、文字,相互关系等方面都有一些共同地方,也有些差别,有些差别还很大。一般都以强盛的部族来命名,蒙古以前叫塔塔儿,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札剌亦儿……,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这“对于自己的伟大和体面是有利的。”[3]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也客·忙豁勒·兀鲁思”,是以蒙古部落为主体的国家。而这些“蒙古人”不是单纯的,而是各有自己的名号的诸部都统一在大蒙古国的旌纛之下,因而各个部落都按统一的法律和军事行政组合起来,但是都保留着自己的文化,形成了部落文化或地域特点的文化。     第三,从分封制体制和行政建制上看。成吉思汗建国后采取了封份制度。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占有显赫地位,他的四子儿子是帝国宫廷的四根栋梁。长子术赤掌管狩猎。次子察合台掌札撒和法律。三子窝阔台负责(一切需要)智力,谋略的事治理朝政。拖雷负责军队的组织和指挥及兵马的装备。同时,分封制要求,土地、牧场、全归成吉思汗所有。把全国的土地分为两种占有形式:一种是由成吉思汗直接管辖,其内分成九十五个千户,委派千户长统治;另一种是分封给诸王姻亲的赏赐地。封份给家族的土地称之为“忽必”(份子),包括领地和百姓,哈撒儿、阿勒赤台、斡赤斤的、别勒古台这四位宗王的封地均在大汗大斡耳朵的东面,史称“东道诸王”。儿子们封份地在西面,史称“西道诸王”的“兀鲁思”,对封地的界限没有明确规定。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时,对诸子们说:“大地辽阔,江河众多,叫你们分领封地,镇守各帮。”[4]这样执行的分封制,各家族及儿子们都有独立的权利,随着历史的变迁,继承并按照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与当地的民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相结合,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越易显出地方特色,形成了文化的地域性特点。     最后,文化是人通过社会实践创造的,而人是群体的,在历史上形成氏族、民族、阶级、社会等实体。不同的实体进行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创造了文化景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也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文化需要对外交流,达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相结全,民族文化与别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形成包容性。民族之间的流动中往往形成民族杂居的地域,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局面。汉族文化、满族文化、藏族文化传入后又极大的影响了蒙古文化。这不仅影响畜牧业,影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影响了思维方式,引起了语言的语音变化,出现了蒙汉、蒙满和蒙藏混合语,文字的使用中出现借词,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点的方言和地方语,出现蒙汉、蒙藏、蒙满兼通的人才。这些地域性内容和特点都通过大量的文化产品,具体地说,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人物及文人的作用,大批的历史文献著作等表现的。     上述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的、正常的、历史的必然产物;二是人为的,强制性的。历代各民族的统治阶级为了征服并奴役蒙古族采用了“以夷制夷”的政策。执行这个政策时,有意识、有目的夸大地域之间的差别,制造或推行不同地域的政策,提倡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甚至不同语言文字,制造民族内部的裂痕、隔阂,从而导致对立和对抗,甚至达到兵戎相见、你死我活,造成内耗,促使整体民族走向衰败。     这样,蒙古族整体上丢掉或消失了很多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产生了很多特殊性的东西。原来都是统一的东西,共同认可的文化,后来都不统一了。现在,蒙古族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没有统一的文字、没有统一的节日、没有统一的风俗习惯、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统一的制度。这“六个不统一”的状况,在世界众多民族中是罕见的。这对民族内部的团结统一是很不利的,严重的影响着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团结奋斗,创新事业。严重的影响着民族内部沟通和交流,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削弱了民族文化内部的创新活力和外部交流功能的发挥。     因此,对文化的地域性特点,既要保护,又要具体分析,分类采纳,区别对待。有利于民族内部团结,有利于各民族的交往,有利于发展繁荣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保护、发扬光大。不利的则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制止。     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就有鲜明特色的鄂尔多斯文化、喀喇沁文化、土默特文化、科尔沁文化、察哈尔文化、乌珠穆沁文化、阿拉善文化、阿巴嘎文化、乌拉特文化、巴林文化等等。其中鄂尔多斯文化就其内容和特色来看,是最全面、最突出、最显著的。从语言、文学、历史、宗教、风俗、习惯、祭祀、生态、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都能彰显出独特的特点,这是蒙古族地域性文化的典型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生态的修复,旅游业的兴盛,地方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建设、利用和创新掀起了高潮。那么,如何研究地域性文化,这是值得我们在继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一,共性和个性相结合,以个性为主。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二者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民族文化的共性是由许多地域性的个性结合而成的,换句话说,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没有个性便没有共性。因此要发展繁荣民族文化,必需首先研究地域文化,这是认识民族文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但是同时也要从地域文化中概括和总结出共性的、普遍性的民族文化内容。比如,蒙古族风俗习惯最具有地方特点。现在只强调研究地方特点,而忽略了共性方面,总结不出蒙古族公认的,大家一致认为的风俗习惯。这样使蒙古族失去共同的风俗习惯,这不利于民族内部的和谐和团结。     第二,历史和现实并举,以现实为主。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对现实问题,特别是经济建设、生态建设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相对比较对历史问题和人物研究较少。比如,地域文化中最主要的标志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和文化功臣。鄂尔多斯地区文化中萨冈彻辰是核心人物,是蒙古学史上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是“17世纪贵族知识界最优秀的代表之一”。[5]他的著作《蒙古源流》是“17世纪末蒙古史学史上一部最伟大的史籍”,[6]是蒙古历史研究中矗立的第二个高峰。本应集中力量,全面系统的研究本地区的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物和有关著作。但是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十分理想,收获甚微。我看到拉格胜布仁为纪念萨冈彻辰诞辰400周年而编著的《萨冈彻辰祭祀》文集和一本《论文集》。我从蒙古哲学史的角度撰写了几篇论文,认为他是蒙古哲学史的发展者,是蒙藏文化的集大成者。甄达真同志刻苦钻研,辛勤劳作,前后编写了《蒙古源流》的通俗读物。这些成果与萨冈彻辰的历史地位和在蒙古文化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很不相称,与现实的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     第三,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并行,以理论研究为主。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实证研究,尚未进入理论研究。蒙古文化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理论创新严重滞后,各学科都没有独立的理论和理论体系,这不利于文化的发展繁荣。无论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缺乏理论支撑,没有理论根据,就会丧失内在的创新活力和外部的交流功能。比如,在地域文化和地方学的研究方面至今尚未统一,其内涵的诠释也不同。刘开美指出:“地域文化与地方学是相互联系而又彼此区别的两个概念。地域文化表现为地域性的文化现象,是通过特定地域的人们在继承和发展中创造的。而地方学则表现为地域文化的理论体系,是通过专家学者在研究与建构中创立的。地域文化是地方学的资料基础;地方学是地域文化的理论表现。”[7]如果,按照这个思想和观点,分析和论证蒙古文化,其地域文化的研究较多,成果也丰硕,但地方学的研究,也就是地域文化的理论研究较少,还没有独自的理论和理论体系。又比如,成吉思汗祭祀研究基本上处于实证研究,还没有进入理论研究,没有形成祭祀文化的理论和理论体系。     第四,继承和创新并举,以创新为主,民族文化的地方特点中有精华部分,体现了历史的优秀遗产,彰显了文化地域性特点的魅力,传承这些有价值的文化内容,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地域性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中也有些糟粕,有些还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消极的、落后的,甚至封建迷信等非科学的内容。我们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改革深入发展的形势下,革新并创造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文化内容和形式。比如,成吉思汗的祭祀、敖包祭祀、婚礼习俗等方面要大胆的改革,锐意创新,这样更好地适应经济的飞速发展,政治文明的兴盛,生态文明的建设和易风易俗的需要。     总之,作为地方性研究会应集中力量,全面地研究地方特点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对民族文化具有全局性的内容,拿出创新的精品力作,展示研究的水平和成果,从而影响其他地方的研究工作,形成地方文化的研究热潮,进而从整体上全面推动蒙古文化的研究工作。     注释     [1]〔日〕腾猛、爱岩松男著,德力格尔朝克图等译:《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第245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7年。     [2]〔俄〕额邻真·哈拉-达旺著,陈弘法译:《成吉思汗一位统帅及其遗产》引言,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     [3]〔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等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66-167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4]札奇斯钦译注:《蒙古秘史新诠并注释》第255节,台湾版,1979年。     [5][6]〔蒙古〕沙·比拉著,陈弘法译:《蒙古史学史》13世纪-17世纪,第222、224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年。     [7]奇·朝鲁主编:《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亿万先生地方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第5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作者:格·孟和,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来源:杨勇主编,《探索 收获 展望——鄂尔多斯学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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