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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对“中华丝绸之路”全面形成中影响
2018-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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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谈鄂尔多斯在“丝绸之路”形成发展中的地位问题     【内容提要】草原丝绸之路是开启“中华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华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中占据着开创者的角色。鄂尔多斯作为北方草原连接中原地区的中原区域,它的突出地位也十分明显。本文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形成与延伸原因探讨,以及它对“中华丝绸之路”的形成和世界文化的突出贡献论述,集中诠释了“草原丝绸之路在推动“中华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问题。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大通道,千百年来,这条东西方文化以此为纽带,相互碰撞、逐步融合、不断升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亿万先生古代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路径:一是从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然后通往欧洲的“沙漠丝绸之路”,也称为“绿洲丝绸之路”,以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为代表;二是北向贯通蒙古高原地带,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三是起始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经南洋到阿拉伯海,以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四是从西安到成都连接山道崎岖的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茶马古道”。“草原丝绸之路”作为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鄂尔多斯属于连接中原地区的重要地区,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围绕草原丝绸之路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问题,论述了它在“中华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回答了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华丝绸之路的特殊地位问题。     一、草原丝绸之路能够成为最早向西开启“中华丝绸之路”的先锋,这是北方草原区位文化的客观要求,鄂尔多斯在这个过程中担负着突出的角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1]。那么,承载着草原文化重要内涵的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华丝绸之路”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现在还处在深入探索和不断研究的状态。笔者认为,“草原丝绸之路”作为“中华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中的先锋,它的开启、延伸、发展,都是北方草原区位文化的必然要求。那么,蒙古草原为什么能最早成为开辟并延续“草原丝绸之路”地区?鄂尔多斯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一是北方草原作为亚洲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代表的前卫性的文化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早在70万年前,北方的大窑石器制造场的使用延续了数十万年之久。此后,新石器时代的草原先民继续创造了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白泥窑文化、富河文化、庙子沟文化、老虎山文化,青铜器时代到来后,草原上又发展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等文化类型。鄂尔多斯历史文化悠久,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萨拉乌苏文化、青铜文化源远流长。早在7万年前,“河套人”就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在伊克昭盟乌审旗境内的萨拉乌苏河(又名无定河、红柳河)流域创造了著名的古代“鄂尔多斯”文化,史称“河套人文化”。8000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代,北方草原先民就已经与西方交往,在4000多年前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北部草原地带,就形成了绵延万里的细石器文化带。1984年,考古界对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发现早在距今5000年前,红山文化就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诞生了城邦制国家,北方草原从此开始透射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而在此1000年之后,中原地区才相继跨入“古国”阶段。因此,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亿万先生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     西周时期,东胡的青铜文化经西伯利亚向西,影响到波罗的海沿岸。在匈奴建国以前,草原东南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是东胡部落联盟,贝加尔湖以西和色楞格河以南流域,是丁零部落联盟,阴山南北包括河套以南所谓“河南”(鄂尔多斯草原)一带,是匈奴部落联盟。后来,匈奴国以匈奴部落联盟为基础,征服上述诸部以及其他一些小国。到公元前3世纪,匈奴的中央王庭、东部的左贤王和西部的右贤王,控制了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亿万先生东北等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从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128年的头曼、冒顿、呼韩邪三单于时期,即相当于中原从秦二世元年到汉武帝元朔元年,匈奴国进入全盛时期。匈奴族的南下与西迁,实际上已经将蒙古草原地带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强有力的连掇与拓展,与漠南的“沙漠丝绸之路”一起,构成了亚欧大陆南北两大交通要道,亿万先生古代“丝绸之路”逐渐形成联系东西的带状体系。纵观历史,“草原丝绸之路”能够形成,这是由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1973年,在中原地区陕西临潼姜寨文化遗址发现了公元前4700年左右一块半圆形黄铜片和一块黄铜管状物,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公元前3000年单刃青铜刀。学术界认为,亿万先生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的炎黄时代。中原青铜器、车器、兵器等常常出现在亿万先生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墓葬中。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等经由草原民族远播至新疆、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地区以及更遥远的希腊,欧亚草原流行的动物纹样由西至东传入亿万先生北方地区,被包括秦国工匠在内的亿万先生工匠借鉴和创新,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神兽纹样。这种神兽纹样受到中原国家的青睐,被用来装饰马具、漆器、饰贝腰带的腰饰牌等,甚至在西汉早期还形成一种贵族时尚流行于西汉王朝。同时,西方的玻璃制品、金银器等也经由草原地区传入亿万先生,“草原丝绸之路恰恰是连接这两种文化的纽带与桥梁”[2]。这种中原地区很早前与北方草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对“草原丝绸之路”稳步发展产生的影响起到了促进作用。鄂尔多斯由于地处在这个交流过程中重要区位,它的作用十分明显。     二是北方草原独特的区位空间,为最早向西开启“草原丝绸之路”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草原丝绸之路是亿万先生历史上最早开启的“丝绸之路”,它是“中华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间范围可以定位为青铜时代至近现代”[3]。“在汉武帝派张骞开拓西北绿洲丝绸之路之前,北方草原之路一直在东西方贸易交流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条丝路的主通道是西北丝路北端的欧亚大草原”[4]。这说明,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中华丝绸之路”形成之中最早的一条联系东西方的通道。产生这种结果,与北方草原独特的区位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鄂尔多斯作为草原地区连接中原的桥头堡,它的突出地位十分重要。     在远古时期,要想在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打出一条联通东西方交往通道,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草原丝绸之路能够在远古时期奇迹般地担负起这样的角色,应该源于北方草原特定的自然条件。因为北亚地区遍布寒冷的苔原和亚寒带针叶林,人类难以生存,中亚地区有崇山峻岭和广阔无垠的戈壁沙漠,筑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东西方的沟通。然而,在欧亚大陆北纬40°至50°之间的中纬度草原地带,东起蒙古高原,西经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达喀尔巴阡山脉。这条狭长的草原地带,除了局部存在丘陵外,整个地势都比较平坦,这样的生态环境是北方较有利于人类活动难得的区间,这种区间为开通理想的东西向交通要道提供了可能。亿万先生北方草原地区位于欧亚草原地带的东部,直到大海,生态环境与欧亚草原的其他地区基本相同;向东南可以通往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的亿万先生中原地区,这样的地理区位,为向西拓展,打通连接中亚和东欧地区的东西通道创造了地理条件。因此,与其他三条“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丝绸之路显得更加重要和优越”[5]。     在先秦时期,大禹建立国家后把国家分为九州,鄂尔多斯大部为雍州所辖,而鄂尔多斯的西南部则属渠搜国所管。成汤灭夏后,夏朝时期,鄂尔多斯的西南部被獯鬻所统。商朝建立后,鄂尔多斯西南部被划为鬼方。商朝灭亡后,西周面对日渐强大猃狁部落威胁,周宣王于公元前827年和822年,分别派大将南仲、尹吉甫两次进攻猃狁,并命令南仲在萨拉乌苏河、榆溪河沿线要地筑城设防,在今鄂尔多斯东北部置榆中,历史上被称为朔方城。由此可见,鄂尔多斯地区很早就已经成为连接中原与草原地区的重要纽带,自然,它在草原丝绸之路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有学者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草原上的政治中心城市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6]。在匈奴全盛时期,其政治中心在以龙城为单于庭(蒙古国乌兰巴托南部)的漠北草原,这样的地理区位,自然成了中华中原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这里的交汇地。据考古发现,在乌兰巴托附近的诺颜乌拉匈奴墓里,大量出土的汉朝锦绣织物上,用丝绣出流云、鸟兽、神仙骑鹿的图案;出土的安息、大夏、小亚细亚的毛织品上,图案布满植物纹、鸟兽纹和人物纹;在丝绸上还绣有与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的人物形象,这就是匈奴人把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丝绸刺绣。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北方游牧民族驯养了马,随着“马背上的民族”的形成,这为生活在广阔的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纵横于欧亚草原之间,给东西方文化交流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为什么蒙古民族一直把举行那达慕大会视为蒙古族人民一年一度的盛会?为什么把骑马、摔跤和射箭视为男儿“三艺”,这不仅是草原文化的产物,同时也应该是“草原丝绸之路”开拓过程中的文化需要。这些能够说明北方草原地区因“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对自身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     三是北方草原民族特定的人文特征,为最早向西拓展草原丝绸之路奠定了良好的文化交流基础     蒙古草原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向东是广阔的海洋,向北是寒冷的寒带地区,向南靠近具有较大文化差异的中原农耕民族地带。“草原民族生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他们几乎无法躲避”[7]。“为了满足生命的占有欲,就不能不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寻找新的生存资料(吃、穿、住各方面),争取新的占有就不能不冒险”[8]。     同质文化之间有着强有力的自然吸引力,在同质文化之间开展交流,将十分有利于实现相互之间的认同,提升交流的水平。北方草原民族向广阔的西部这样具有与自身文化特点基本一致的草原地区拓展,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首选,因此,随着游牧民族为了更好地生存,敢于冒险的北方草原民族在不断迁徙中,连接东西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就开辟出来。这也是由于北方草原“在历史上草原民族因为产品单一,对于产品交换有着经常的需求与渴望,他们最早使用货币,推动了与中原之间农畜产品的交换,既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支持了中原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洲际通道并积极参与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9]。     二、北方民族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向南积极地延伸,这是有效推进“中华丝绸之路”交流进程的必然选择,鄂尔多斯地区在此过程中扮演了自身个性化角色     “丝绸之路承载着人类文化的全部因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文化线路,其中,以‘草原丝绸之路’最为典型”[10]。这种“典型”的意义在于,与其他三条“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绸之路”在最早向西迁徙途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草原丝绸之路”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向南拓展,实质上起到了拉长“草原丝绸之路”的功能,实现了“草原丝绸之路”进一步的有效延伸,这对推进“中华丝绸之路”建设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鄂尔多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担负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向南拓展,标志着东西方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大通道全面建立起来     “沙漠丝绸之路”曾多次出现过隔断问题,但“草原丝绸之路形成最早、延续时间最长、通道最多、覆盖地域最广”[11]。这里的“通道最多”,不仅仅是指与通向西方的道路数量,特别是指“草原丝绸之路”不断向南延伸的通道具有相对密集性,自然,鄂尔多斯向南在连接中华文明中心地区、中华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它的作用十分明显。     紧靠蒙古草原的南方是物产丰富的中原地区,进入南部获取更多的资源,自然成为北方民族冒险的选项。匈奴、突厥和蒙古等马背民族曾先后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控制“草原丝绸之路”的民族和国家在不断地变迁,但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却依然通达繁忙。公元前后,匈奴族是蒙古高原的统治者,匈奴失势后,鲜卑等民族崛起,直至南北朝时,克丘陵建立了东、西突厥汗国,代而控制着“草原丝绸之路”。突厥是6世纪中叶在我国西北兴起的游牧民族,北周对突厥“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北齐时,“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突厥贵族每年坐收丝绸数十万段,将其中的大部分通过草原之路运往西域、中亚、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等地。可见,这时的“草原丝绸之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在不断向南拓展过程中构建起来,这种延伸使得“草原丝绸之路”得以拉长,从而确保了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能够不断得到稳定的发展。公元7世纪三四十年代,回纥在漠北兴起,回纥强制以马与唐朝的绢进行交易,史称“绢马交易”,回纥从汉人手中获取大量的丝绸,并通过粟特商人,从草原之路运往西域、中亚。由于增加了这些交易,让“草原丝绸之路”更加趋于稳定。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落并建立了蒙古汗国以后,蒙古骑兵驰骋于亚欧大陆的广大地区,冲破了往昔的各国疆界,并在此辽阔的领域内广设驿站,将各地连结了起来,使东西方陆上交通畅通无阻,这一时期东西方之间的陆路交通比起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为密切,使草原之路焕发青春。     在亿万先生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的交流线路呈网格化状态,也就是路径呈现繁多,但是,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镇被陕北俗称为“皇上路”“圣人条”的秦直道,虽然它是秦始皇早在公元前212至公元前210年命蒙恬监修的一条南起京都咸阳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北至九原郡,穿越14个县,长达700多公里重要军事要道,由于这条道路一直与拥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3100多年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的亿万先生四大古都之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特别是与绿洲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相衔接,这足以显示出鄂尔多斯在“草原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历史告诉我们,北方游牧民族曾不断向南部的中原地区进入,并构建起了历史上的多次统一亿万先生王朝,这一切都或多或少与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问题相关联,也正是因为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这样的独特区位,为他们向南推进提供了区位优势,这种扩展自然不自然地与“草原丝绸之路”向西延续和向南延伸产生了无比重要的影响。     其次,北方游牧民族的向南拓展,在推动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为延续东西方“丝绸之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原地区和草原地区,自然环境不同,经济结构有别,长期以来,建立稳定的商品交换已经成为现实需要,这种需求自然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经济文化关系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草原地区,为中原地区提供了牛、马等牲畜,有力地推动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向前发展,草原民族生活习俗的“南渐”深刻地影响了中原民族。同时,中原地区为草原民族提供了大量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为促进草原地区的开发与繁荣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发展,不仅带动了南北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交流为“草原丝绸之路”稳步向前提供了可能。历史告诉我们,“草原丝绸之路”的兴衰与中原和草原地区的社会局势关系十分紧密,商路通则休兵息伐,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昌盛;商路不通则硝烟顿起,兵戈相见,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因此,北方游牧民族向南拓展,不仅实现了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共同发展的宏伟目标,更重要的是,它对推动“中华丝绸之路”向前迈进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因为有了南北交流的不断发展,使“草原丝绸之路”不断延续,才会有后来的多条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的不断开辟。     由于其他三条“丝绸之路”都有自身相对稳定的主要通道,唯有“草原丝绸之路”是以多条南北向、东西向通道呈网格状展开,覆盖了极其广阔的地域,在历史上屡有变迁,因此,有学者据此甚至提出了草原丝绸之路不存在的观点[12]。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北方草原民族频繁的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流,使这种南北交流走向多渠道、常态化,因而让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这种多渠道和常态化,正是确保“草原丝绸之路”不断延续的重要因素。     第三,重“商”的民族文化渊源,为草原丝绸之路发展注入了先天的文化基因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社会发展进程处于领先地位,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苏秉琦语)”[13]。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遗址中有玉龙陆续出土,说明北方草原是龙的故乡,是龙崇拜观念的发祥地。伴随着玉龙出土的成批玉器,学者们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中的“玉文化”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玉文化。甚至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形成是受到了红山文化的影响。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已有6800年,这里发现的陶器具有猪、鹿、鸟“四灵”题材的图案。2004年,又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凤鸟造型的红陶杯,已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中华第一凤”。学者对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读,“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由于红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鸟族,这与后来的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小河沿文字的记载诠释了商族的起源神话,甚至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和商文化有多方面的渊源关系。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上出现了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文化,其对商代青铜器的影响是明显的。苏秉琦先生认为殷商人的祖先即起源于此[14]。这种重“商”的文化因子虽然还不能直接说明与“草原丝绸之路”注重商品交流、不断发展产生存在某些直接关联,但这种文化基因对以“商”为核心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赋予某些心理引导甚至是暗示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三、“中华丝绸之路”的自然形成和不断发展,是北方游牧民族成功开辟草原丝绸之路后在中原和华南地区发展经济以及推进文化交流的集中展现,鄂尔多斯地区的桥梁作用显而易见     如果说“草原丝绸之路”是“中华丝绸之路”开辟最早、历史悠久、从未间断、影响深远的一条“丝绸之路”的话,那么能够在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谱写出华丽篇章的奥秘就在于,“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承担了开辟“中华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的角色,更重要的还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了“中华丝绸之路”推动者的角色,鄂尔多斯在此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这在亿万先生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中原农耕民族如何探寻一条更加符合自身实际的新的“丝绸之路”提供了指引     “草原文化蕴含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开放兼容、崇尚英雄、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的精神”[15]。正是因为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善于学习、积极借鉴、转化吸收禀赋,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以草原文化为核心的“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由于“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强大作用,这种文化自然不自然地对中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打开“中华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草原丝绸之路对中原构建起来的“丝绸之路”的影响十分明显,地处肥沃的河套地区北部的鄂尔多斯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它的作用毋庸置疑。在时间上,自西汉时期张骞于公元前139年从长安起程出使西域,逐步建立起“沙漠丝绸之路”(也称为“西北丝绸之路”),到西南边疆大约形成于公元6世纪后期的茶马古道,以致“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他们都要晚于“草原丝绸之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对农业民族来说,维护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对保障植物生长周期的完成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农业文化就更多地发扬了生命中的惰性精神元素”[16]。在农业文化的影响下,要更好地生存,走一条自己的路就成了中原农耕民族最紧迫的选择。特别是北方草原民族沿着鄂尔多斯等河套地区不断南进,汉朝多次与匈奴的战争,我们虽然不能说这完全是为了一条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但是,战争在于控制资源是不可否认的,而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对维护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也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这种战争也或多或少的为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因此,这种经常性的为了资源控制进行的战争,也不能不说对中原民族内心产生深深地的触动,这种触动,久而久之,让中原农耕民族在寻找出路上行动起来,这种行动就成为开辟其他三条“丝绸之路”的动力所在。     其次,其他三条“丝绸之路”的开辟,是“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原和华南地区的新呈现     在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我国的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鄂尔多斯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原农耕民族在运用北方民族开辟“草原丝绸之路”经验,先后独立开辟了三条属于中原农耕民族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逾7000公里,这种融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的构建,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的经济文化发展。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代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入东方,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亿万先生的传统酒文化当中;从亿万先生主要运出的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传入西方,特别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四大发明”传入西方,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格局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应该说明的是,中原农耕民族在探寻“丝绸之路”的过程中,采取的方式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表现出一定的差别,这在张骞公元前139年出使西域被扣11年,就是到了明朝郑和以空前的规模、广阔的范围,创造了当时世界航海活动顶峰的壮举,“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17]。但郑和总是传递着如他的名字一样--和的思想。     第三,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华丝绸之路”的构建,是草原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卓越贡献     草原丝绸之路作为“中华丝绸之路”的开拓先锋,不仅在中华文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它对世界文明进程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可以从长期在包括鄂尔多斯等广大草原地区民间口头流传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得到验证。     1802年至1803年间,德国旅行家贝尔格曼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发现、记录并发表了《江格尔》两部长诗的转述本。其实,草原丝绸之路更远处的西端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亿万先生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衣料,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最早在其著作中提到赛里斯国。由希腊语和拉丁语演化出来的赛尔、赛里、赛里克、赛里亚、赛里斯、赛里可斯,以及后来英语的锡尔克(silk)、俄语的旭尔克,都是丝绸的意思,来源于亿万先生“丝”字的谐音[18]。在1771年,也就是清乾隆十六年开始了《江格尔》的整理工作,最初由新疆的蒙古族王公们分散进行。当时有12章回、32章回不等,究竟《江格尔》有多少章回,在《亿万先生大百科全书·亿万先生文学》中介绍,“收集到的共有60余部,10万行左右。”为什么一部史诗能引起东西方文化界极大的共同关注?这可以从“江格尔”一词的来源找到答案:波斯语解释为“世界的征服者”;突厥语解释为“战胜者”“孤儿”;藏语解释为“江格莱”的变体;蒙古语解释为“能者”,这些诠释说明,承载草原文化的“草原丝绸之路”在世界文明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刘高,孙兆文,陶克套:《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研究》,第5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2]陈永志,《论草原丝绸之路》,北方新闻网-内蒙古日报,2011年7月11日。     [3]陈永志,《论草原丝绸之路》,北方新闻网-内蒙古日报,2011年7月11日。     [4]金琳,《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丝绸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2月19日,第八版,丝绸文化。     [5]张景明,《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     [6]李凤斌,《草原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第167页。     [7]刘高,孙兆文,陶克套:《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研究》,第264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8]孟驰北,《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第2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     [9]刘高,孙兆文,陶克套:《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研究》,第264-265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10]陈永志,《论草原丝绸之路》,北方新闻网-内蒙古日报,2011年7月11日。     [11]李凤斌,《草原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第173页。     [12]李凤斌,《草原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第173页。     [13]刘高,孙兆文,陶克套:《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研究》,第4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14]转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网站《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原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5]刘高,孙兆文,陶克套:《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研究》,第5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16]李凤斌,《草原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第55页。     [17]英国著名汉学家、国际学者李约瑟博士语。     [18]金琳,《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丝绸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2月19日,第八版,丝绸文化。     作者:钟昌斌,巴山文化研究会会长     来源:奇朝鲁主编,《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16年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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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已经提出专名的地方学有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澳门学、台北学、闽南学、晋学、武汉学、南京学、西安学、青岛学、开封学、温州学、鄂尔多斯学、扬州学、泉州学、洛阳学、三峡学、广州学、杭州学等。亿万先生地方学方兴未艾,以后还会出现很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需要各个地方学的研究成果,集中展现在同一个互联网平台,发挥整体正能量。我们应该努力使更多的人们,能够静下心来,深入思考问题。提高全民素质,使更多的人们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或许就是地方学研究的宗旨。联系邮箱:baohaishan196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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