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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万户在明代河西走廊的作用
2018-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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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走廊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历史上不但是以丝绸为代表的货物贸易大通道,而且一直是民族大迁徙、征战、交流和融合的大舞台。鄂尔多斯万户作为蒙古族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明代河西走廊留下了一道道难以抹去的足迹。本文以明代中晚期鄂尔多斯万户的西征和迎佛活动为主线,探讨鄂尔多斯万户在明代河西走廊的活动及其对当地人口迁徙、商贸往来、文化传播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一、鄂尔多斯万户在明代河西走廊的活动     明代的鄂尔多斯万户是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属民的后裔,15世纪30年代初,他们在西蒙古--卫拉特部首领脱欢和他所扶持的大汗脱脱不花的胁迫下,与蒙古阿速部、哈喇嗔部等一同,跟随东蒙古大汗阿岱,经由母纳山、察罕脑剌(今乌拉特前旗境内)等地南迁至黄河西套地区。从此,鄂尔多斯万户在黄河西套以及河西走廊一带,展开了一幅幅波澜起伏的历史画卷,长达二百多年之久。鄂尔多斯万户在这些地区的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南下活动     鄂尔多斯万户第一次踏足河套是明成化六年(1470年)。《明英宗实录》成化六年十一月甲午条记:“平虏将军总兵官抚宁侯朱永奏:虏酋阿罗出潜居河套,出没边境,今孛罗又率穷寇作筏渡河并而为一。”[1]这里的“孛罗”经后人考证,是“孛罗忽”即巴图孟克达延汗之父孛罗忽济农巴彦蒙克。阿罗出是阿岱汗带到西套的哈喇嗔部首领孛来手下的大头目,是孛罗忽济农的岳父。阿罗出最先入套,然后孛罗忽济农也入套与他合二为一。据史料记载,同年入套的还有永谢布部首领癿加思兰和已故蒙古大汗脱脱不花幼弟满都鲁。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后来孛罗忽与癿加思兰和满都鲁,一同行动。1473年,他们在外出之际,明三边总制王越偷袭他们的老小营(在红盐池,今伊金霍洛旗境内),损失惨重,他们不得不退出河套。之后的二十年在河套没有蒙古人驻牧的记载。     鄂尔多斯万户第二次入套是明弘治八年(1495年)。《明史》记载,明弘治八年永谢布的亦不剌、鄂尔多斯的满都赉阿哈剌忽在河套游牧。     鄂尔多斯万户第三次入套是明正德四年(1509年)。1508年,右翼三万户发动叛乱,杀死达延汗次子乌鲁思孛罗特。1509年,达延汗率领左翼三万户在今鄂托克旗达楞图如湖,与右翼三万户决战,大败右翼三万户。永谢布的亦不剌、鄂尔多斯的满都赉阿哈剌忽率领残余三万余众遁入西海(青海)。     鄂尔多斯万户真正入驻河套是明嘉靖初年,在衮必里克麦力艮吉囊时代。蒙文史书《黄金史纲》《黄金史》《阿萨剌黑齐》都说达延汗死后,巴尔斯博罗特以合法继承人博迪年幼为由,入承大统,为北元大汗。汉文史籍《黄明北虏考》也有同样的记载:“阿著(巴尔斯博罗特)称小王子,未几死,众立卜赤(博迪),称亦克汗(大汗)”。当下大部分学者以《阿拉坦汗传》的记载为据,达延汗死于1517年,巴尔斯博罗特以长子身份(此时达延汗长子和次子已故),继承大位。据汉文史料记载,当时巴尔斯博罗特的驻地仍在西北。《北虏始末志》载:“小王子分地绝远,介西北间,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饶,有牛皮帐九,畜珍宝百万……其二从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当关中,次绕。俺答分开原、上都,最贫,以故最喜为寇。”[2]《明史纪实本末补编·西人奉贡》又载:“小王子驻牧西北边,美水草,富饶佚乐,帐中多珍宝,残元大内物也。小王子虽号君长,不能摄诸部。小王子从父曰吉囊、曰俺答,皆骁桀拥大众,分地牧。吉囊驻迤西,并河套,抵关中,地肥饶。俺答驻迤东,自丰州,直宣大,最贫,故喜为抄掠。”[3]这两则记载很可能来自同一史源,均传递出三条重要信息:一、巴尔斯博罗特确实当过大汗(明代汉籍中的小王子指北元大汗);二、巴尔斯博罗特在位期间,进行过一次分地,他本人在“西北间”,长子衮必里克麦力艮得河套,次子俺答得丰州至宣大;三、巴尔斯博罗特所拥有的“牛皮帐九”和“残元大内物”很可能指八白室及其所藏遗物。是故,巴尔斯博罗特在位期间(1517-1519年),衮必里克麦力艮已经分得河套,但鄂尔多斯的主体部分还在他父亲麾下,巴尔斯博罗特故去之后,鄂尔多斯的主体部分才归入济农门下。概而言之,鄂尔多斯部真正入驻河套的时间应该是16世纪20年代。     这是鄂尔多斯万户的南下活动。     第二阶段:西征活动     鄂尔多斯万户为了收回西逃的鄂尔多斯残余部众,进行了20多年艰苦卓绝的西征活动。其中比较有名的分别为1525年、1529-1530年、1532年、1533-1534年、1544-1545年和1558年的讨伐亦不剌和满都赉阿哈剌忽的军事活动。其西征队伍的规模都在两三万人左右,这种声势在当时的西套和河西走廊一带极为罕见。从汉文史料来看,在1519年之前也有小王子西征的零星记载,大概是达延汗和巴尔斯博罗特的追讨亦不剌和满都赉阿哈剌忽的军事行动。鄂尔多斯万户大规模的西征活动从衮必里克麦力艮吉囊开始,他在河套站稳脚跟后,以河套为大本营,展开了旷日持久、气壮山河的西征行动。据汉文史料,衮必里克第一次西征是明嘉靖四年(1525年),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收复西走的鄂尔多斯部众。时任三边总制的杨一清在一份奏疏中说:“本年六月间,据走回人(从边外走回来的人)口传报:虏贼二万从黄河迤北水浅去处浮渡过河,往西寻收亦不剌、阿尔秃厮(巴尔斯博罗特之前的鄂尔多斯部首领满都赉阿哈剌忽)贼寇去迄。本月七月内,庄浪、凉州等处果报大势达贼俱从本境经过,前去西海寻杀,留下兵马数千,在各境驻牧。九月内,又据庄浪、西宁等处将官传报,前贼到于西海,曾不得利,造挫而归……今据所呈,前此寻收亦不剌大势达贼自贺兰山后而来。临河屯住,陆续回套。”[4]由此可见,此次的追杀行动好像收效甚微。衮必里克的第二次西征以和亦不剌和亲而告终。《九边考》记:“嘉靖八年(1529年)八月,阿尔秃厮(这里的‘阿尔秃厮’指衮必里克,明代汉籍经常把部名和部落首领的名字相混淆)北渡河出套,由宁夏北境入庄浪住牧。九年二月,由庄浪入西海,与亦不剌和亲。五月二十六日,阿尔秃厮领众二万并娶亦不剌女复过宁夏入套。”[5]鄂尔多斯万户的西征活动终于于明嘉靖二十四年大功告成《北虏纪略》载:“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吉囊侵西海,虏斡耳笃思(鄂尔多斯)全部以归,居之贺兰山后(今天的阿拉善地区),以为右邻。”[6]这说明潜居在青海的鄂尔多斯残余部众于1545年全部归入吉囊麾下,最后一批人安置在西套,成为鄂尔多斯万户的右翼。衮必里克于1543年作古,当时的吉囊应该是诺颜达喇。     第三阶段:迎佛活动     人到暮年的阿拉坦汗厌倦战争,在西来的阿兴喇嘛和鄂尔多斯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的劝说下,效仿元世祖忽必烈的做法,再次将佛教引入蒙古。于是右翼三万户于16世纪70年代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迎佛活动。     1575年,驻在青海的阿拉坦汗之子丙兔(1559年占领青海),遵照父亲的旨意,在青海湖西北的恰卜恰勒地方修建寺庙,同时又向明朝政府以“焚香修佛”为理由,请求协助建寺、赐名。1577年寺庙建成后,明万历皇帝赐名“仰华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于1577年11月从拉萨启程,1578年6月19日经过五个月的旅途,到达青海湖畔新建的恰卜恰勒庙,与阿拉坦汗会面。据《蒙古源流》记载,蒙古方面派三次迎团,分段迎接。第一次是以永谢布的巴尔忽岱青台吉、鄂尔多斯的哈丹巴图尔、土默特的妈哈沁巴克师为首的八百人的迎请团迎接;第二次是以鄂尔多斯的青巴图尔、土默特的桌哩克图诺延为首的一千人的迎请团迎接;第三次是以鄂尔多斯的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土默特的达延诺延为首的三千人的迎请团迎接。最后阿拉坦汗与中跟哈屯为首,率领一万人前去迎接。在迎接三世达赖的欢迎会上,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由鄂尔多斯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所发表的“讲演”和所宣布的《十善法规》。[7]它标志着蒙古右翼全面引入佛教,废除萨满教的野蛮习俗。据史料记载,欢迎会的规模达到十万人左右。     二、鄂尔多斯万户与河西走廊一带的人口迁徙     首先,鄂尔多斯万户的西迁活动与“隆庆合议”有一定的关联(“隆庆和议”,1571年明朝与俺答汗达成的互市协定)。鄂尔多斯万户的西迁最著名的当属鄂尔多斯右翼鄂托克对甘肃边外大小松山半个世纪的占领。大小松山位于明代庄浪卫东120里,今甘肃省永登县北部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东部,以山势险峻,苍松障天,崇林蔽日而得名。《荡空松山碑》说:“松山左拥兰、靖,右护凉、古,前逼庄浪,两河则腹心,甘镇则咽喉。”由此可知,松山据地河西走廊之门户,是联接河套和西海的跳板。鄂尔多斯右翼的西迁主要是便于经略西海。《明史·西番诸卫传》载:俺答……羡青海富饶,(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携子宾兔、丙兔等数万众,袭据其地。卜儿孩走,遂纵掠诸番。已,引去,留宾兔据松山,丙兔据青海,西宁亦被其患。”[8]这里的留据松山的“宾兔”为衮必里克麦力艮吉囊次子狼台吉之子爱达必斯。《储铁·储司农文集》载:“嘉靖间,套虏吉能部落日繁,又分宾兔、白马台吉、银定台吉等诸酋精兵二万余骑,住牧庄镇甘肃大小松山。”[9]与他们一同住牧的还有宾兔弟著力兔、宰僧、子阿赤兔、额勤革、麻记等。直至1599年,明朝才收复松山。     其次是鄂尔多斯右翼失去松山之后,西迁至西海的鄂尔多斯人。这部分人以宾兔台吉长子阿赤兔(又名那木大)为首。《武备志》载:“酋首那木大,系宾兔长子,先年住牧甘镇松山地方。甘镇议筑新疆,大兵出兵剿杀。此酋带领部落逃奔西海,部下夷人五百有余,约同铁雷(阿赤兔长子)、火落赤(鄂尔多斯火落赤把都儿台吉)等抢番犯边。”[10]《秦纪略》记:“及平松山时,阿赤兔欲坏镇(羌)岔(口)旧边,走青海,伏兵拒之。”[11]据史料记载,阿赤兔西走青海后,经常与鄂尔多斯的银定台吉、火落赤等一同游牧。他们的后裔或部众是否融入当地的蒙古人当中,不得而知。     再次是鄂尔多斯部从西海带回的委兀尔真部。《蒙古源流》《九边考》等蒙汉史料记载,衮必里克麦力艮吉囊于1529年西征亦卜剌,亦卜剌迫于压力与其和亲,将女儿阿木儿札嫁给衮必里克麦力艮吉囊。衮必里克麦力艮吉囊故去的第二年,他的九个儿子析分财产,阿木儿札的儿子阿木答喇得委兀尔真四鄂托克,他们无疑是阿木儿札哈屯从西海带来的亦卜剌部众(当时的亦卜剌部众称委兀尔真),作为陪家人跟随阿木儿札来到河套,后成为其子阿木答喇的属民。清代,乌审旗有委兀尔真哈喇(参),下有五个苏木(佐)。现今有人粗略统计,鄂尔多斯有3千多名委兀尔真氏蒙古人,他们是明代委兀尔真四鄂托克的后裔。     三、鄂尔多斯万户与河西走廊的明蒙贸易往来     1571年,明朝与阿拉坦汗达成《隆庆合议》,明朝政府同意在沿着边境线设若干马市。据美国蒙古学家亨利·塞瑞斯考证,最初针对鄂尔多斯部的马市有两处,分别是延绥边外红山墩(榆林北)和宁夏清水营(宁夏灵武市东北)。之后,随着鄂尔多斯万户的不断西进,马市向西延伸,分别在宁夏中卫、甘肃庄浪、甘肃高寨沟(今甘肃武威市东红河畔高沟村)、华尖墩(今甘肃省永登县中堡乡与大通乡之间)、扁都口(今甘肃省民乐县城南30公里)等地开设马市。《明会典》在列举到开市关口时说:“开市凡十一处,在大同者三,曰得胜口,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者一,曰张家口。在山西者一,曰水泉营。在延绥者一,曰红山寺堡。在宁夏者有三,曰清水营,曰中卫,曰平虏卫(今宁夏平罗县)。在甘肃者二,曰洪水扁都口,曰高寨沟。岁以为常,市各二日。每月又有小市。”[12]陕西三边总督提到“三边市场四所:除了最初的红山和清水营马市,还有中卫和华尖墩或高寨沟马市”[13]由此可知,当时鄂尔多斯的互市关口主要集中在宁夏、甘肃。《明神宗实录》万历六年二月癸未条记:“小市改在高沟寨,嗣后与华尖墩每三年一次轮流开市。”因此,对准右翼蒙古的马市增加到了十二处。这并不是明朝方面所宣扬的那样明朝皇室特别恩赐的结果,而是来自于鄂尔多斯万户强大的军事压力。据《万历武功录》等汉籍记载,蒙方提供的商品有:马、驴、骡、牛、羊外,还有皮货、羊毛、马鬃、马尾等;明朝方面提供的商品有:绸缎、布绢、棉花、针线、索、改机、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可能是加工制品)、羊皮盒等。     四、鄂尔多斯万户与河西走廊沿线的文化传播     明代中晚期,河西走廊一带的文化传播首先应该提到右翼蒙古“迎佛”而引起的佛教的再度传入蒙古。右翼蒙古的“迎佛”活动,引起了藏传佛教自西向东迅速而大面积的传播,在半个世纪的短短几十年里,覆盖了整个蒙古,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元代。其中鄂尔多斯部,尤其是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的作用不可小觑。     据《蒙古源流》记载,三世达赖喇嘛来蒙古的第一站为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家。1585年,他来到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的驻牧地也克·锡伯尔地方。索南嘉措在库图克图彻辰家逗留了两个月时间,期间调停了三个部落之间的纠纷,为库图克图彻辰修建的锡伯尔庙主持开光仪式,还给一千名僧徒主持受戒仪式。     索南嘉措东行的第二站为鄂尔多斯博硕克图济农宫殿。索南嘉措来到博硕克图济农的驻地,为其指出修建三世佛寺的地点,该庙后来称“伊克召”,汉名“广惠寺”。鄂尔多斯地区的“伊克召”和“准格尔召”等大型寺庙就在这个期间修建,为蒙古全境的佛教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佛教的东传,佛教壁画也在往东扩散,有草原敦煌之称的阿尔寨石窟壁画也在此次的佛教传播活动期间,大功告成。现存的阿尔寨壁画与16-17世纪的佛教东传紧密相连。其理由有三:一、阿尔寨石窟寺(文献称“班钦召”)的建造者丹巴道尔吉的在世时间,有人考证为1569年-1649年。《上奏额尔克·绰尔吉转世本源之抄本》中记:“二世丹巴道尔吉转生于藏地,来到鄂尔多斯阿尔寨石窟建造寺庙,并用金粉抄写《甘珠尔》,塑造完成了三世守护尊,为众生诵经。”[14]可见,二世迪鲁瓦活佛丹巴道尔吉确实在阿尔寨大兴土木,并塑造佛像。二、有人以32号窟榜题中的《罗汉赞》为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1475-1542年)所著为由,提出阿尔寨石窟的壁画绘制与榜题的题写同步进行,应该完成于佛教传入鄂尔多斯之后,即1578年至1633年之间。[15]这种提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三、该窟蒙古文榜题的字体字形、标点符号和虚词的词义等明显具有16-17世纪蒙古文的特征。综观阿尔寨石窟,很可能先有现成的石窟,后有壁画和榜题,大部分壁画和榜题的完成时间应该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     总之,16-17世纪的佛教东传成就了阿尔寨的壁画艺术。至于阿尔寨壁画绘制于西夏或元代的说法均缺乏可靠的资料基础实物支撑。     参考文献     [1]《明英宗实录》成化六年十一月甲午条。     [2]王世贞:《北虏始末志》,《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0页。     [3]彭孙贻:《明史纪实本末补编》,卷3《西人奉贡》。     [4]《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2页、615页。     [5]魏焕:《九边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6]赵时春:《北虏纪略》,《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7]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70-426页。     [8]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9]《储铁。储司农文集》,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     [10]《武备志》。     [11]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12]申时行等:《大明会典·朝贡三·北狄顺义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卷107,第1605页。     [13]《明神宗实录》,万历八年二月戊戌条。     [14]《上奏额尔克·绰尔吉转世本源之抄本》,现存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手抄蒙文档案。     [15]色·斯琴毕力格:《在阿尔寨石窟研究中暴露出来的若干重要问题》,奇·斯钦等编:《阿尔寨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5页。     作者:奇·斯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奇朝鲁主编,《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16年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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