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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有周秦汉唐?“大通合”是根本答案
201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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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秦汉唐,以两千多年的历史时光和辉煌伟岸的群体形象,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甚至上万年文明的宏大山脉,缔造出了一个令中外后世人们不得不引颈仰视的高峰时代。     中华文明,何以会在一个跨朝代的大尺度历史周期里,接连不断地集中出现一个个身躯伟岸的大一统盛世王朝呢?而这样的一种历史现象与盛隆局面,为什么到了文明中心东移后的相当长历史阶段里,便再也未曾得以出现过呢?     人们普遍把这解读为:强壮且上升的青壮年时期与英雄迟暮的老年时期之必然表现罢了。这种较为含糊的解答,虽然的确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实际,却终归无法让人们找到背后起着关键支配作用的根本原因。     在我看来,拥有了基础的合之道前提、并坚定地以合之道的大合理路与视野看问题,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特别现成的答案,那就是:中华内外的“大通合”(或大合),决定性地成就了周秦汉(隋)唐两千多年彪炳世界的“大盛隆”。如果没有恢弘展开的中华内外“大通合”,便不可能出现这般群雄辈出、盛世高耸的中华主盛文明大时代。     这里要加以解释的有几点:     一是,“大通合”或“大合”,一定是包括着中华文明内部与对外两个方面的。大合文明或坚守通合之道的文明,如果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那她就不配被列入此一类文明的最高群阵之中,更不可被视作最突出伟大的代表了。鉴于拘泥于国内视野是亿万先生学人的一种普遍认知局限,加之中外“强手文明”间互通融合的大格局所具有的支配作用在总体上也更为强大一些,所以,我主张大家更应该多关注、多研究、多思考中外的“大合”或中华文明国际性的“大通合”问题。     二是,既要看到周、秦、汉、隋、唐等各个盛世王朝的历史特殊性,更要看到她们以群体姿态出现在中华文明青壮年时期、最终成就了中华主盛文明大时代的内在规律性。后者,不仅并非是牵强拉扯到一块儿去的,反倒是对研究与思考中华文明的大周期兴衰历史规律必更加有效和更为有意义的。     三是,“大通合”或“大合”问题,是最具决定性支配力和最为根本性的,是全球文明视野下或昔日多分文明基本格局下最高层级的根源探究。很多人道出的其他各种原因,与它根本不是同一个层次和级别的。比如说,独特的地理环境原因、关中盆地农耕经济发达的原因、西部族群身心气质上的原因等。甚至就连我前文所讲处于“两强文明”交集交回中间核心地带之原因,也是不具备此种根本性普遍意义的。因为,长期身处“两强文明”之间,只是一种必要的优势处境与站位,却并不表示其必然走向和足已成功实现根本性地“大通合”。唯有“大通合”与“大合”,才是最根本、最具普适意义的,其他的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有较多的不确定性与变数。我们不要由于这一概念是新提出来的,是多数人不太熟悉的,便不在意它在根本上揭示总体规律时的深刻有效性,便不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概念和理论范畴认真地加以对待。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深究下去:为何在古代文明时期,中华这一东方强优文明与西部、西北方变换着名称和姿态不断出现的各时代草原游牧民族(或具有彪悍力量和集群大范围游动能力的一些少数民族),能够共同构成“两强文明”或“两大强手文明”千年以上的对峙及争雄格局呢?     这,首先得从古代时期人类文明的基本格局谈起。应该说,在中华文明全面初成、或文明体统一建立的早期时代(也就是周秦甚至包括汉王朝时期),那时的全球地域文明总体上还都处在自发萌生与艰难探索的初生时期。不仅举目望去堪称强势优秀文明的本就不多,足以在地域分离隔绝环境下达成重量级文明间直接接触对话的,那就更是少之又少的了(比如中华与西方,当时就未曾直接与全方位地进行过接触和融合)。即便被我们称作“强手文明”之一的西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其实在较为狭义的“文明”意义上,都是不太够格的。这在相当程度上,便会造成我们对文明发展大格局与外部环境的认识大偏差。     在我们、甚至全球范围一代代的国家与文明研究者看来,他们常常无法组建约定俗成意义上的国家,更连具有文明体基础之较高文明的门都入不进去。他们在对他们抱有极大偏见的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总是游丝一般、偶尔提及的一种补充或反衬存在。可是呢,想过没有?就是这群来无影去无踪、往往连名称都难以分辨的所谓“游牧人”、“戎狄蛮夷”、“马背民族”、“野蛮者”、“野蛮落后的侵略者”们,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不仅对东方最负盛名的中华文明、而且也对西方乃至绝大多数的人类各多元文明,造成过、造成了强有力的损毁性打击,甚至成为了这段大历史时期不能不被提及的一种力量、一种异质存在。     我想提醒大家,一定要注重这一族群或这一方的异质力量。我们不能在这上面同样陷入西方历史学家们狭隘的国家史、西方中心论民族史和剔除了这一方存在的全球文明史观。我们之所以特别地关注她、重视她,不只是因为其具有强大持久的生命力(联系起来看折腾了东西方至少两千年以上)、独特高效的大范围游动能力和充满力量、甚至侵略性的强暴彪悍性格气质等,甚至也不是由于其相对于一个极端文明化的中原文明具有特殊的比较优势、存在有无法回避掉的被他们曾经多次征服之历史事实(这种比较优势,以至于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他们在某些我们文明最欠缺的方面恰恰有一种经过历史检验的“真强”;若不能很好地学习、吸纳这些强大对手的某些重要特质,我们便不足以成就一个更加强大伟岸的自己!),对更加注重于在分合之道的大视野背景下探索人类文明总规律的我等来说,这背后,其实更有着我们对所谓“文明”与“野蛮”的进一步深入地辩证思考,有着我们看到任何伟大文明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之缺陷弊端后进而做出的综合理性分析与判断。     换个角度,仅从跟中华文明有长期、全方位、深度交集的周边文明或准文明集群来说,南方的,从东南到西南,几乎没有什么独到的优势能够阻止强秦、雄汉的征伐脚步;东方的,很早也就直抵东海渤海的海岸线了;东北方的,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几个构成巨大阻力或堪称强手的。所以那个较长时代,唯一能跟明显高出一截之中华文明总是纠缠不休、且证明是长期对手的,几乎一直都在西部、西北或偏西的北部方向(后来逐渐转移到了正北部、乃至东北方向),无论西狄、东胡、匈奴、突厥、吐蕃、回纥等,皆是如此。     虽说这群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西北民族,在文明体或统一稳固文明集群的意义上大大地相形见绌,甚至很多时候对那时更加强大的秦汉隋唐等、也没有构成后来宋元明清时的致命侵害甚至全面征服;可是呢,却不能因为我们人为建立的、拒绝所谓“野蛮者”进入的文明理性模型框架之中没有他们的踪影,不能因为我们自以为得意的、高高在上的认识偏见而忽略掉这一对中华文明、乃至所有文明来讲都是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整个中华文明及中华之道的综合分析与判断,甚至也将会在今日、今后“大合”被我们许多人不耻的西方文明时造成极大的理路偏差。     简言之就是说,尽管中华文明极其伟大,尽管中华文明之道是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但这主要是或根本地是道之理路、道之方向意义上的,而且是在顺应世界大合格局的前提下的。如果肯定、认定了这点,并由此扩大、膨胀到我们不再需要学习、借鉴、吸纳、消化别的文明或准文明们的任何东西了,那么,我们便从此时开始,根本性地偏离、甚至反动了自己的中华之道(中华合之道)。此所谓“过犹不及也”。这是一个事关道路选择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大问题。     我跟一切肯定与赞美中华文明、中华之道的,是同道;但我跟一切不赞成与反对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人们,却绝非是同道。     具体到古代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究竟在这些西北部“强手文明”的身上都吸取了什么?从对方兼收并蓄来的这些,又在多大程度和什么意义上改变、改造了中华呢?我们应该这样来看:     首先呢,应该大声、且明确地把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我们不能以所谓的文明自信与民族自豪感,遮蔽了对自身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客观认知。我们更不能一味接受西方狭隘的种族优越观念、甚至“文明始终高于野蛮”的观点,看不到其他民族与文明、尤其是曾经的强大对手文明与准文明集群对我们的帮助甚至造就。     其次呢,便是不带任何偏见地、出于两种文明客观比较地,在帮助与补足更高级中华文明体走向综合完善的意义上,在致力于人类一切文明文武兼备、生存与发展均衡、适应与生长智能的最高层面上,给予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以应有的位置及评价。也就是说,不为昔日那些西北“强手文明”的优与劣而谬赞和袒护,也不为昔日中华文明的优与劣而谬赞和袒护;为的,是一个更好的中华文明与更明确包容的中华之道,是一个未来人类的最好文明模式与文明新境。     再次呢,就是具体地从两方长期动态的大碰撞、大比较上,深刻发掘对手身上原有、中华文明长期欠缺、且最终被中华一代代先人学习借鉴成了自己的种种。由于本人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少数民族历史学家、比较史学家,所以我只能提供一个思路、并做出一些提示。     总得来说,中华文明吸收与借鉴西北“强手文明”最主要、最重要或具有气质改变性的一些关键之处,应该说,大抵都集中在我们最高大文明的背影与反面处,最核心关键的就是跟血性、力量、武力、战斗意志、简单集中等密切相关的种种。总结起来,或许可以细分缕析出很多很多;但若是简单智慧些的话,只需去看从他们身上吸取了力量的周秦汉隋唐与没有做好这件事最终沦为被征服者的宋明等朝。我们只要找出了秦汉隋唐为什么能够在中华文明区强势崛起、大展宏图的主要原因,我们也就能从这些主要原因中哪些不是来自中华原生文明的身上、从而发现向外学习吸纳的各个方面。我们只要找出了后期宋明等朝最缺乏主盛文明时期周秦汉隋唐以及所谓“野蛮”对手的什么,也便能够知道中华文明在根本上是不能缺什么的。     最后要说的是,秦、汉、隋、唐,显然地带有异族异质文明的特性与气息。不管是秦的虎狼之性与耕战方式,还是汉的强悍远诛与马背游击,抑或是隋的长驱征伐与兼收异端、唐的包容吸纳与鲜衣怒马,都明显的具有不同于夏商周的做派与气质,甚至也跟后来汉族统一的宋、明政权有着极大的差异。     需要指明的是,这些异质性或从对面“强手文明”吸纳来的种种,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他们的极盛之时,而是始终伴随着她们各王朝诞生与崛起之全过程的。甚至,尤其是在最初的诞生与露头之时,这样的异质性特征与风貌,其实便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了自己的族群或精英团体身上。     例子很多,不列举了。根本地看,没有这样的异质特性或“应对虎狼的虎狼本事”,若是以当时中原文明的道德与文明风貌,不要说出人头地了,就是能够在更为险恶的丛林之地想生存下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是故,我才敢于声言:没有立足于中华与外强间的“大通合”,便不会有伟大的周、秦、汉、唐;若不是先有各种各样兼容中外的“大通合”,也就不可能在亿万先生西北诞生出天赋异禀、大行合之道的周秦汉唐及大长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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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大道不明,故满目沟壑。独立寻道者,高远思考人。63年生人。中共党员。14年学海泛舟,19载军旅生涯,选择自主择业后经过商,办过刊。自2006年起,一直致力于思考、发掘与阐释《中华之道》。不以一人所悟所识为满足,欲见八方共明共循终成大道。作诗云:中华从来有一套,百年遮蔽甚寂寥。待到重构见天日,万众齐聚奔如潮!愿与真正为中华文明、人类未来新文明而思考奋斗的思想者们,齐心协力,共图大业。本人邮箱:wyl-12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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