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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成吉思汗箴言选辑》一书
201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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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繁荣时期,国际蒙古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气象,新的面貌。研究成吉思汗是国际蒙古学的中心课题。这个中心课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其中具体表现是成吉思汗必力克箴言的整理编辑出版。     对成吉思汗必力克箴言有三种说法,一是“成吉思汗必力克”,这是最早的说法,蒙古人一听就明白,但不懂得蒙语的人听不明白。二是“成吉思汗箴言”,这是后来的说法,抹杀了成吉思汗必力克的特色。三是“成吉思汗必力克箴言”,这个说法是现代的,比较准确,人们一听就明白,又突出了成吉思汗必力克的特色。成吉思汗必力克箴言的关键是解释“必力克”概念,而不是对箴言概念的解释。因为“必力克”可以译成:知识、智慧、训言、金言、嘉言、训谕、箴言。为了统一起见,统称为“成吉思汗必力克箴言”较好。     成吉思汗必力克箴言的搜集、整理、审定、校勘、训诂、注释是一项非常严肃的、需认真对待的、责任心很强的,学术型和政治性、研究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工作。这方面工作条件已具备,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985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宝音巴图编的《蒙古族古代箴言》一书。1987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塞熙雅乐《成吉思汗史记》一书中搜集整理了部分必力克箴言。1989年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格·那木吉拉编著的《成吉思汗札撒和必力克》一书中搜集整理了部分必力克箴言。1994年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江川编的《成吉思汗箴言蒙汉合璧书法集》一书比较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成吉思汗必力克箴言。2012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那顺德力格尔主编的《成吉思汗箴言解析》一书。201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那仁敖其尔、那顺乌力吉主编的《成吉思汗箴言》一书。2013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甄达真等编著的《成吉思汗箴言与蒙古族民间谚语》一书中有部分必力克箴言。2015年1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吉日嘎拉、斯庆高娃编著的《成吉思汗箴言集》约88万字。201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尹晓东主编的《成吉思汗箴言选辑》一书。除此之外,零星的小册子、部分整理的也不少。     这些必力克箴言的搜集、整理、审定、校勘、训诂、注释的选辑出版,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成吉思汗的研究由传记型的研究转入了思想理论的研究。历史人物的研究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研究他的传记履历。这是在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下,所做的事业,是客观的事实,具体的成果。另一方面研究他做人做事时的指导思想,理论根据以及他的理想抱负、愿望追求、性格、作风等主观方面的内容。以往客观方面研究的多,而很少注意或忽略了主观方面的内容。     第二,人的思想理论大量的体现在实践成果中,同时也体现在他的言论和著作中,这是思想理论的集中表现。因此,研究成吉思汗必须依据他的言论。这个言论拉施特统称为“足资垂询的言论”,其中包括札撒、圣旨、必力克三大内容。     第三,要依据言论时主要靠他的著作、记录、记载的语录,而成吉思汗没有留下著作(至今尚未发现)他的言论有记录外,大部分以语录式的散见在各种历史文献中,这就需要搜集、整理、审定、校勘、训诂、注释,为研究思想理论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预示着成吉思汗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提升研究的水平。研究历史的客观事实,有很多的经验和宝贵的启示,但有局限性。但是指导实践的思想理论给人的影响更深刻、更全面,因为,思想理论中有很多的普遍性真理和方法论。因此,相对来说,研究思想理论的意义更大、更全面、更有现实意义。     二     成吉思汗必力克箴言是研究成吉思汗的必备条件,必须依据的论据。问题在于如何搜集、整理、审定、校勘、训诂、注释。已出版“选辑”的编者们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本《选辑》的编者说,从上千条箴言中“摘选时尽可能反映正面思想,对当今社会具有积极意义,体现思想性、哲理性,并简明扼要,朗朗上口为基本标准”(P35)。这个基本标准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选辑》不是学术性研究成果,而是“语录”式的整理选辑的成果。《选辑》基本上达到了这个要求。《选辑》内容分十个部分,大部分是伦理道德、修身养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生活准则方面,这些内容结合当前的社会实际,学习和使用,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指导性作用。     但是“简明扼要,朗朗上口”的要求不符合实际,因为,《选辑》的是成吉思汗言论,原话都是古蒙古语。言论本身有些说法简明扼要,有些说法复杂啰嗦。关键在于内容有没有“积极意义”,有积极意义的再冗赘繁杂也应选入,有些内容简单,没有现实意义的则不能选入。至于“朗朗上口”的要求更不合理,因为“选辑”的是原话,不是诗歌创作,这样要求是强加于古人的做法。严重一点说,为了“朗朗上口”,有可能出现随意修改原话原文的情况。     《选辑》基本上体现了“真实性、经典性、哲理性和思想性”的要求,表明了编者忠实于原话原文。只有做到原话原文,如实地编辑,才能成为经典。《选辑》基本上依据了蒙古族经典文献,《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等;外国人写的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和《多桑蒙古史》等;汉文的《元史》、《蒙兀儿史记》和《黑鞑事略》等。这是正确的做法,这些著作和作者本人离成吉思汗生活的时代最近,能够较好地如实地反映实际情况。况且这些著作和作者在国际蒙古学界均成为经典性文献、权威性人物,是公认的,成为引经据典的可靠依据。     《选辑》忠实于原文,全面地反映了原来内容,但也有疏忽之处。例如:第49页,札奇斯钦忠实于原话,译成:“若是早晨说的话,晚上毁掉,晚上说的话明早毁掉,岂不可耻!既然有前言在先,就算了吧。”《选辑》说成:“把早晨说的话晚上就忘掉,把晚上讲的事次日就否定,这不是真正的耻辱吗!要遵守自己的诺言,食言者无济于事。”这里把第二个“话”改成“事”,毁掉变成“忘掉”、“否定”。“有前言在先”是指《秘史》204节讲的免罪的话,结果把话改成另一种意思。     《选辑》中的语录,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尽量用最早的原来版本,不要用第二、第三手资料。《选辑》中出现现代人物的著作。例如:选之×××著作。严格地说,现代作者的话肯定有出处来源。作者运用时肯定注明出处,否则学术写作上成为不规范的行为。选编时应查最早的原始的出处才能用。如果真要用,必须用“转引自”或“摘引自”×××人的著作,否则失去了选辑的真实性。其实,引用的话都在经典文献中,只是没有查找,这是编辑工作不到位,不负责任的表现。例如:第146页马冀《成吉思汗评传》一段话:“如果我的儿子个个都成为大汗,想当帝王,不相互谦让,岂非又像一头蛇和多头蛇的故事?”马冀用时,丢掉了“想”字,加了一个“果”和“大”,把“非”改成“不”字。这样例子不少,这样做就缺乏严肃性和可靠性。     《选辑》的语录,应重视准确性,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和原来意思。《选辑》中的有些话不符合成吉思汗的思想行为。例如:第80页,“弃暗投明,主持天道,择善而从,效忠王者,安邦定国,才算是好汉”(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上)。成吉思汗讲的忠君思想,不管什么条件,不管任何一方的人,如果背叛了主人,都要受处罚。他说:“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这是《元史·速不台传》中讲的。札木合的手下把札木合捉住送到成吉思汗那里,这是“弃暗投明“的行为,结果在札木合面前处置了五个人。     《选辑》中入选的语录应尊重原文,或者说必须是原话。选辑时不得改动,原原本本的,如果改动必须说明原因。例如:第11页,选用拉施特《史集》中的一段话。“如果隶属国君的许多后裔们的权贵、勇士和异密们不严遵法令,国事就将动摇和停顿,他们再想找成吉思汗时,就再也找不到了。”成吉思汗说这句话时“异密们”,而不用“那颜们”,“官员们”可是书中恰恰把异密们改成是“那颜们”、“官员们”(P6),这是不应该的,也可以说不允许的。符拉基米尔佐夫说,蒙古人“往往使用着外族的称号。除汉人所使用的‘王’和‘太子’等称号外,唐兀憶语--吐鲁(西藏)语--‘敢不’或‘扎合敢不’和突厥语的‘的斤’、‘必勒格’等等也都通行着”(《成吉思汗传》(第3页)。成吉思汗知道蒙古话那颜,但没有用,而用“异密们”这个称号,肯定有新的内涵和新的所指,我们没有权利改动。而且同一句话引用两次,说法还不同,这是编辑中不允许的。如果怕别人不好理解可以放在括弧内。“异密们”这一个称号起码说明成吉思汗还用别的民族的称号,这是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确凿证据。     《选辑》选入的言论中有随意改动,使原话的内容完成变成另一种意思,这是原则性错误。例如:第11页,从《蒙古黄金史》中选用的一段话:蒙古文是对的,而汉译却译成:“熟识国政的一个人,要比庸懦的万人强”编者在“万人”前面加了“庸懦”,这样把成吉思汗看待万人的观点弄反了,成了侮辱或贬低万人的观点。而色道尔吉把这段话译成:“千人万人千万人中,一个智慧的人--能治国安邦的人才为俊杰”(《蒙古黄金史》第195页),虽然不简练,但没有歪曲原意。     三     成吉思汗必力克箴言的搜集、整理、审定、校勘、训诂、注释方面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在国际蒙古学的研究领域中树立了丰碑。但整体上来说,缺乏外国人编辑的资料。成吉思汗是世界征服者,走到哪里说到哪里,所以除现有的著作外,肯定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应该创造条件,积极主动地去找,收入选辑中。还有一个不足之处,缺乏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内容。成吉思汗活着时候,让失吉忽秃忽、塔塔统阿、耶律楚材,要求他们跟着身边随时作记录,但遗憾的是这些原始记录的材料都散失了。唯独他与长春真人的会面,谈话的蒙古文记录也丢散了,而汉文记录留下了,这是非常珍贵的。记载于李志常、耶律楚材撰文的《成吉思汗封赏长春人之谜》,由亿万先生旅游出版社1988年出版。蒙古文译者忽赤罕、德柱两个版本。可惜,《选辑》中一句话也看不到,连书名也没有。这说明资料搜集的不全,就搜集到的材料内,也有更精彩、更有价值、更有现实意义的语录没有录用,比较遗憾。     以上对《选辑》一书进行了评论,评论不是结论,仅仅是一种看法而已。在这里,我建议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应集中有关人员集中精力,编纂出版标准的规范化的《成吉思汗必力克箴言》、《成吉思汗大札撒》、《成吉思汗圣者》三本书。我们有力量、有能力做这样的工作,这在国际蒙古学的历史上,在研究成吉思汗方面,将有重大的意义,也可以说,这是巨大的有世界意义的系统工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认为有以下四点原则或标准。第一,编辑时应有选择的原则和要求。不能把所有的话,特别是消极的负面的话都选入。根据语录的内容和当前实际的需要,选择有价值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第二,选择语录是编者的权利,但是选上的语录必须是原原本本的,不得随意修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能,必须秉持严格负责的态度。第三,选择语录必须是第一手资料,最早的、最原始的,具有经典性和权威性的。不能用第二手、第三手资料。第四,有必要、有需要的话,作一些校勘、训诂、注释工作。第五,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如选辑的原则、标准;选择的版本页数;运用时的注意事项;原文改动的原因等;这样会大大提高著作的使用价值。     我们要博采众长,集思广益,才能说明《选辑》的真实性和广泛性。与外国学者相比较我们研究成吉思汗缺乏历史跨度和世界维度,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和探求。我们研究成吉思汗应放开眼光,着眼于世界历史,着眼于世界一体化的形势,着眼于亿万先生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站在鄂尔多斯高原,面向内蒙古,影响全国,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评价成吉思汗的功过是非,才能真正理解成吉思汗必力克箴言的真谛,才能做到《选辑》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研究成果才能彰显出历史的价值和实践的指导性,才能占领研究成吉思汗这个学术阵地的高峰。     作者:格·孟和,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来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2016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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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已经提出专名的地方学有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澳门学、台北学、闽南学、晋学、武汉学、南京学、西安学、青岛学、开封学、温州学、鄂尔多斯学、扬州学、泉州学、洛阳学、三峡学、广州学、杭州学等。亿万先生地方学方兴未艾,以后还会出现很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需要各个地方学的研究成果,集中展现在同一个互联网平台,发挥整体正能量。我们应该努力使更多的人们,能够静下心来,深入思考问题。提高全民素质,使更多的人们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或许就是地方学研究的宗旨。联系邮箱:baohaishan196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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